笔者喜欢习练书法，更钟情于临摹商周甲骨文和青铜铭文。2003年笔者开始从事“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艺术”课题研究，齐鲁书社贺伟编辑约笔者出版相关大型图书。笔者的研究生宋丙玲、彭克清和杨正阳等帮助大量搜集史前双墩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陶器符号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及金文资料。在搜集和研究这些资料的过程中，笔者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双墩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陶器符号都距今约7000—4500年，而甲骨文最早出现的时间距今约3300年。在它们之间相距1000多年时间里，虽然也有零星报道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夏文化和岳石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陶器、陶片和骨头上的刻划符号，有人也认为可能是字，但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期。大家谈起甲骨文和金文都认为是六书具备的成熟文字，它们应该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多数学者都在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陶器符号中寻找源头。笔者相信这个时期肯定不是空白, 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陶器符号还不是甲骨文的直接源头，而应在它们之间的这一千多年时间里寻找这种符号或文字。这种符号或文字作为陶器符号的直接传承，才是甲骨文的直接源头。

寻找这个时期的符号或文字就成了笔者课题研究中的主要内容。机遇有缘，笔者的想法很快成了现实。

2005年春天，因为举办“首届民间元青花瓷研讨会”，笔者认识了济南景鸿堂张春生经理。一天下午，他拿出一块上面有刻划的小骨头请笔者鉴定。根据多年的考古研究经验，当时笔者认定：“这是史前的一块骨头，上面刻划的应该是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当时在场的文物爱好者很多，笔者认定是早期文字的意见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笔者非常高兴，感到已经开始发现了中国早期的文字，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加强重视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2007年7月上旬，山东省昌乐县文物爱好者肖广德副主任电话和笔者联系，告诉笔者他收藏了一些当地老百姓在古文化遗址种地时挖出的、有刻划的骨头。他为了搞清楚这些骨头上的“秘密”，曾先后到潍坊、济南和北京等地找专家请教。有些专家认为是虫蛀或草根腐蚀的，也有专家竟然认为是现在人刻的；有些专家则向他推荐，希望请笔者看看和作出鉴定意见。

在电话中笔者请他拿几件实物过来看看。7月12日，肖广德拿着7块收藏的骨头来到济南市南郊宾馆俱乐部。当时笔者正在参加山东书画家峰会，仔细看过几块骨头后，笔者就认定并且告诉他，这是人工刻划的，造型讲究而完美，多数都是弧线构成，都有一定的深度，线条流畅均匀，凹线底部都有明显的硬划痕，根本不是虫蛀和草根腐蚀的，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同时，笔者深深感到责任重大。笔者知道，要得出进一步科学结论还需要做大量工作，要得到学术界认可更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应该努力做好，这是笔者的责任，没有其它选择。我们对待古代文物的态度应该是老老实实承认它 ，认认真真对待它，仔仔细细分析它，实实在在解决它。

当时笔者之所以肯定这些骨头上刻的是一种字，其主要根据有四点： 1．这些骨头上刻写的字符很多，应该是一种文字记事现象；2．这些刻划符号多是人物、动物和植物的图象形符号，“书画同源”在这里得到了很好解释；3．这些刻写文字符号的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重复出现。已经出现成行刻字，有的几个字，有的十几个字，辞章已经出现；4．近几年在昌乐县周围的邹平、桓台、寿光、临淄等地，以及江苏高邮龙虬庄和西安花楼子都已发现过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文字，遗憾的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7月下旬，笔者赶往昌乐，在昌乐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刘振承主任等领导的陪同下，在肖广德家观看分析他收藏的骨刻文 。这些骨头大多是牛的肩胛骨、肋骨和肢骨，还有一部分是鹿骨和象骨。笔者还仔细看了肖广德收集的和这些骨头同时出土的骨耜、骨刀、骨锥以及磨光黑陶片和鬼脸鼎足等，这都是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或典型器物的残件。经过仔细观察和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这批骨刻文的大体年代较清楚。推断其年代的根据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第一方面，根据同出典型器的年代和刻字骨头的石化程度；第二方面，考虑到这批字的造型特点介于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与商代甲骨文之间；第三方面，许多凤鸟纹与已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玉凤鸟形佩很近似，有一些近似微刻文字，和同时期良渚文化玉器微线雕有异曲同工之妙；第四方面，这批骨刻文的刻写技法和字体造型特点均和西安花楼子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骨头上的刻字类同；第五方面，也考虑到有刻字的象骨，大象在这地区生存时间较长，直到商代初期才逐渐南移；第六方面，这批骨刻文的主要出土地昌乐县袁家庄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第七方面，这批刻字是用石质工具硬刻写的，与安阳甲骨文用金属刀刻的俨然有别。经过这样综合分析，当时笔者向刘振承主任以及昌乐县有关文化部门领导认真谈了自己认定是文字的结论：这批骨刻文“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距今约4500—4000年，属东夷文字，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文字。它与安阳殷墟占卜甲骨文不同，是一批记事文字。这批文字的发现也是世界文字史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笔者认定是中国早期文字的结论，2007年7月30日《潍坊日报·昌乐新闻》首先公开报道，2008年的《齐鲁晚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香港） 以及网上也宣传报道 ，引起了社会上和学术界广泛关注。

当时，有朋友提醒笔者：这些骨头上的刻划是否是现在人刻的？笔者根据长期鉴定和研究经验，认为根据这些骨头的石化程度和刻划字体造型特点分析，是古人的作品无疑。同时笔者也考虑到：如果万一是后人刻的，后人不可能凭空编造出这种造型的字，应该有摹本。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把原摹本找出来，为我们研究中国早期文字找到真实的文物资料。为了慎重起见，2007年下半年笔者曾几次派自己当地的学生、已分配到潍坊市博物馆工作的迟延璋到出土骨刻文的遗址进行暗访调查。一是调查该遗址是否出土过刻字骨头，二是调查附近现在是否有人在骨头上刻字。调查的结果证明：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2007年下半年，笔者认定这些骨刻文是中国早期文字的结论得到昌乐县领导重视，昌乐县政协文史委刘兴国主任向昌乐县委、县政府和县政协作了详细汇报。昌乐县委、县政府和县政协表示支持笔者进一步做研究工作，宣传昌乐地方文化。在昌乐县政协滕建军主席的具体关照下，2008年7月上旬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与昌乐县政协文史委正式签订了《昌乐甲骨文（骨刻文）研究项目协议书》。签订“协议书”时，“周老虎”事件正闹得纷纷扬扬，当时有人就质疑笔者的认定研究是否“周老虎”事件重演。所以，大家都非常谨慎。“协议书”中商定一切学术业务均由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负责，昌乐县政协只提供经费和研究实物及会务条件。“协议书”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1．合作双方：甲方为昌乐县政协文史委，乙方为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

2．甲方负责提供昌乐甲骨文研究项目所需甲骨实物及费用。乙方负责组织整个整理、鉴定及研究所需有关事宜（整理出版《昌乐甲骨文》、C14测定、论证会、鉴定会和新闻发布会等）。

图1 刘凤君（左二）和李正洪（右二）、刘兴国（右一）、肖广德（左一）在袁家庄遗址进行调查。

3．甲方负责提供论证会、鉴定会和新闻发布会的场地并协调组织有关会务，乙方负责邀请有关专家、媒体单位等。

自2007年7月至2008年7月，笔者还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第一方面，笔者多次和昌乐县政协李正洪副主席、王泳亮副主席、张春雨主任、张新杰局长、刘兴国主任等到出土骨刻文的遗址进行调查，（图1）还在遗址上采集到几件骨刻文；第二方面，笔者对昌乐县周围各县、市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发现在邹平、桓台、临淄和寿光等地都曾出土过类似的文字，只是没引起人们重视；第三方面，笔者不但查阅了许多相关文献，而且认真搜集和分析了相当于这个时期其它省区出土的有关零星资料，进一步加深了对这批骨刻文的认识。同时拿着这批骨刻文照片请教省内外相关专家，得到了很多专家的大力支持。

2008年3月30日，笔者应邀参加在山东省青州市召开的“东夷文化研讨会”，提交了以昌乐骨刻文为基础撰写的论文《东夷文字刍议》，并作了重点发言。2008年6月20日《齐鲁晚报》介绍“东夷文化研讨会专家发言摘要”，对笔者的发言作了重点摘录：“东夷文字的发明和创造是对我们古老华夏文明最大的贡献，⋯⋯东夷地区也是文字起源的主要地区之一 。”2009年1月齐鲁书社出版王立胜主编《山东青州东夷文化研讨会文集》，登载了笔者《东夷文字刍议》全文。

2008年7月30日，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在昌乐县政协的协助下，邀请王宇信教授和张光明副局长等在昌乐进行了一次座谈会。经过认真观看骨刻文实物标本和充分讨论，与会专家一致同意笔者的认定结论：这批文字是比安阳甲骨文更早的一种原始文字。在会上，笔者和其他专家都认为这批文字与安阳甲骨文不同，是一批记事骨刻文。因其中一部分出土于昌乐县袁家庄遗址，当时称“昌乐骨刻文”。 2008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赵秋丽、吕善锟：《昌乐骨刻文破译出哪些信息 或有中国第一“龙”字》一文。文中说：“在山东昌乐发现的骨刻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年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古文字的出现时间将大大向前推进，甚至已知的中国文字发展史也有可能发生改变⋯⋯作为昌乐骨刻文的发现者和鉴定者,刘凤君正全力进行着对这批文物的解码和破译工作。” 2008年12月，笔者编著出版《昌乐骨刻文》。12月9日，新华网山东频道 发表评论文章《研究早期文字的奠基之作〈昌乐骨刻文〉面世》。文中说：“昌乐骨刻文的发现者和鉴定者、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编著的《昌乐骨刻文》⋯⋯是一部融文字学、考古学和艺术学于一体的力作，是一部昌乐骨刻文学的奠基之作。”

值得一提而又令人不解的是，参加昌乐骨刻文座谈会的王宇信教授，时隔仅一年，2009年8月15日，他在烟台“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开宣传昌乐骨刻文不是文字，是自然形成的骨花。王宇信教授本人没有说明他急转弯的原因，许多人都知道王宇信一年内的前后变化，但都不知是什么原因。2009年12月31日，笔者向中央高层领导提交了一份关于骨刻文发现与研究及重大意义的书面报告。中央高层领导非常重视，认为“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件大事”，立即委托国家文物局召集专家进行研究论证。“2010年2月中旬，国家文物局邀请在京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王宇信等7位“教授专就昌乐骨刻文进行了论证，并一致认为骨片上的痕迹是骨花而不是人工刻痕”。这次论证会否定了笔者对骨刻文的发现与研究，国家文物局向中央高层领导汇报了这次论证会的否定结论。2010年10月“甲骨文专家王宇信28日作客中新网视频访谈时表示，此前媒体所报道的山东昌乐‘骨刻文’和甲骨文没有联系，也并非文字。”“他表示，有些专家非得说是文字，那绝对不是文字。”“不需要研究了”。  2012年9月笔者向中共十八大提交议案《中华文明五千年不容质疑——加快对中国早期文字骨刻文的研究与认可》，中央高层领导人非常重视，并对笔者发现与研究骨刻文给予高度评价。

图2 陕西省旬邑县大店村古文化遗址采集的刻“鸟”字石铲

笔者发现骨刻文的消息被多家媒体公开报道后，许多文物爱好者都和笔者取得了联系。2009年1月31日，西安市文物爱好者龙建雄拿着两件石铲，请笔者鉴定石铲上的刻划是花纹还是字。（图2）据他介绍，这两件石铲是他在2005年11月调查陕西省旬邑县大店村古文化遗址时采集的。他还讲述，采集到石铲后，自己感到上面的刻划很重要，请教和询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结果。去年底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鉴定，该院领导告诉他，这两件石器“应为古人制造的石铲、石斧。至于是否是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以及石器的图案是否是文字，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的鉴定最为权威”。所以，他又专程来山东大学请笔者鉴定。笔者看过两件石器和石器上的阴线刻划后，确认这两件石器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上面刻划的是字。龙建雄请笔者为两件石器的刻字出具鉴定书，笔者同意并在3月16日出具鉴定书给他。全文如下：“龙建雄先生在古文化遗址采集的两件石器，根据造型、制作技术和使用痕迹及其风化程度分析，应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遗物。两件石器都有刻划，其中一件较薄的石铲两面都有阴线刻鸟的形象，应是刻的‘鸟’字；另一件石器的正面刻着字，可惜风化的不清楚。这两件石器上刻划的文字，是研究关中地区文字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3月25日《三秦都市报》记者赵福生主任撰文《“鸟”字比甲骨文早产千年》，全文登载了笔者的鉴定书。

2009年4月23日北京文物爱好者程天来也专程来山东大学请笔者鉴定十几件刻字骨头和几件刻字石器。据他介绍，这些文物一部分出自关中地区古文化遗址，一部分是内蒙古赤峰地区古文化遗址出土，还赠送给笔者几件关中地区出土的骨刻文。笔者认为他所介绍的几件属于关中地区出土的骨刻文和刻字石器，都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上面刻划的字虽多已风化较甚，但都与长安花楼子和旬邑大店村遗址出土的文字艺术风格雷同。看到这些文字，结合这一地区有关的考古发掘资料，笔者相信：在龙山文化时期，今天的关中及其周围地区和今天的山东地区一样，确实已经产生和使用文字。2009年7月24日，笔者在《齐鲁晚报》发表《昌乐骨刻文关中地区有“姊妹文”》。文中明确阐述：“根据目前的微弱资料分析，良渚文化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也可能已经产生和使用文字，我们翘首期盼这一地区的进一步发现。昌乐骨刻文和关中地区早期的文字，它们都对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产生过直接的影响，都属于中国早期的文字。”“昌乐骨刻文和关中地区的早期文字都属于距今4500—4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两地都进入了文明社会的初期。文献记载中的黄帝、炎帝、蚩尤和他们的继承人尧、舜、禹等都大体活动在这一时期的这些地区。他们分属于华夏和东夷两大文化集团。两个地区文字的发现，把长期以来关于东夷西夏高度发展文明的研究和争论引向了深入，也把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产生问题的争论，从文明起源的时间和产生文明的主要内容方面作了实实在在的诠释。”

图3 刘凤君（中）和王丽（右一）、李彦霖（左一）在赤峰孤山子遗址调查。

另外，程天来介绍的几件赤峰地区出土骨刻文，笔者也进行了仔细观察分析。早在2008年10月间，江苏省沛县“爱收藏的人”胡存珠电话联系笔者，告诉笔者他收集了一件从赤峰文物爱好者手里买的骨镞，上面有刻划的符号，并从网上发给笔者两张照片。看过照片，笔者认为是古代人刻写的文字符号。现在又看到程天来介绍的赤峰骨刻文，笔者相信赤峰地区也出现了早期文字。2010年5月20—26日笔者带领研究生李彦霖到赤峰调查孤山子、迟家营子和三座店等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文化遗址，陪同我们调查的还有赤峰学院美术学院王丽副教授和当地文物爱好者郝凤亮。（图3）据郝凤亮讲，上世纪末，他在收藏赤峰地区古文化遗物的同时，也收藏有刻划的骨头和骨器。当时郝凤亮一见到笔者就反复说：“我收藏这些有刻划的骨头，到北京请许多专家看过，也到天津和西安找专家看过，多数都说不是人工刻划的，是自然形成的。找到史树青先生, 史先生说：‘你好好收藏着，以后会有人来找你。’他真说对了，我盼到了，今天你找我来了。”笔者认真观看了他的收藏，同时也认为他确实保存了许多赤峰地区的骨刻文实物。从赤峰回山东大学不久，赤峰学院美术学院马岩副教授把他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调查时采集的几件刻字骨镞送给笔者。本书图版赤峰卷所用骨刻文一部分原是郝凤亮收藏和马岩赠送的。

图4 刘凤君（左）和陈冠军在寿光市圣城街遗址调查。

2009年5月，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文物爱好者于文水拿着几块刻字骨头到笔者家中请笔者鉴定，笔者认定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骨刻文。于文水告诉笔者，他收藏了一部分寿光市圣城街古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刻文。2009年4—11月间，笔者带领学生李森、陈冠军、李彦霖、何永玲、王洪让和吕鲁超等对该遗址和周围其它主要遗址进行了10多次调查，并采集了一部分骨刻文。（图4）圣城街遗址面积较大，大约有几十万平方米，可惜已遭严重破坏。结合调查寿光市纪台遗址时发现骨刻文的情况分析，发现今天的寿光市是骨刻文产生和流行的主要地区之一。2010年5月笔者出版《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书中所用骨刻文是圣城街遗址出土的。

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经过广泛联系和深入田野调查，笔者了解到山东地区的淄博、济南和关中地区、内蒙古赤峰地区及苏北地区的许多远古文化遗址都出土这种刻写文字的骨头。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研究资料的不断积累和综合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逐渐认识到这种早期文字，是当时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华夏族和东夷族共同创造和使用的一种文字。把其它地区出土的骨刻文再称为“东夷文字”或“昌乐骨刻文”已经不科学，应该直接定名“骨刻文”更科学。

图5 2008年9月24日刘凤君（右）在北京大学和高崇文观看骨刻文。	图6 2009年1月7日刘凤君（左）和张学海观看骨刻文。	图7 2009年6月20日刘凤君（左）和张文彬合影。

在这一年时间里，为了将这种早期文字的名字在“东夷文字”和“昌乐骨刻文”的基础上定名为“骨刻文”，笔者请教了许多专家教授。2008年9月24日笔者专程到母校北京大学请教学业恩师高崇文先生；（图5）2009年1月7日笔者与山东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一起考察袁家庄遗址和崇山石祖林，笔者与张学海先生详细谈了骨刻文及命名问题；（图6）2009年6月20日在山东诸城举办“大舜文化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向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先生作了汇报；（图7）2009年8月15—16日在烟台举办“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5日晚，笔者与彭适凡研究员、许智范研究员、周广明研究员、岳洪彬研究员和贾宇主任等关于骨刻文的定名问题促膝长谈至深夜。

与师友同仁经过近一年时间的交流，他们都赞成笔者把这种早期文字直接定名为“骨刻文”。2009年9月，笔者将这种早期文字定名为“骨刻文”，开始编著《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拟定丛书中每本书名“骨刻文”前冠以出土地名或更醒目的文字标志，如《龙山骨刻文》、《赤峰骨刻文》和《临淄骨刻文》等。这样可以使读者知道出土地点，进行分区研究，探讨各地区之间早期文字产生和发展的相互关系。《昌乐骨刻文》出版后，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再版时继续把它放在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中保持书名不变。这样做不但对今后骨刻文研究不会造成混乱和麻烦，而且其研究结果会更接近中国早期文字产生和发展的进程。2010年2月24日《中国文物报》发表笔者小文《“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出版的前生与后世》，文中详细介绍了定名为“骨刻文”的过程和意义。2009年11月6日光明日报记者贾宇主任给笔者来信说，你直接定名为“骨刻文”，“这样与已成惯例的商周甲骨文、金文所对应，以便顺利地被纳入国内古文字研究体系”。

图8 2010年2月25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召开骨刻文座谈会。	图9 骨刻文座谈会合影：前排左起方辉、王育济、王志民、张学海、刘凤君 后排左起姚榕华、唐仲明、臧丽娜。

2009年10月，山东大学“985”工程为笔者“骨刻文研究”立项支持。“山东大学认为，几十年来刘教授已为山东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动和倡导的中国美术考古学，如今在考古学界和美术学界已蔚然成风。他的代表性学术专著《美术考古学导论》被学界公认为是‘给中国美术考古学搭构了一个基本框架’ ，‘是第一部全面系统采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把中国美术考古系统化、规范化的著作’，为山东大学争得了很大荣誉。山东大学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认为刘凤君教授近几年对骨刻文的发现和研究是扎实的，也是科学的，相信刘教授发现和研究的骨刻文很快会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认可，把中国文字的历史提前到距今4500年左右。山东大学为刘凤君教授立项‘骨刻文研究’，使我国骨刻文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起点和转机”。2010年2月25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骨刻文座谈会”。（图8、图9）“ 与会专家王志民、张学海、王育济、方辉在观看了大量的骨刻文字照片和实物之后，进行了深入研讨，同意‘骨刻文’发现者、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的鉴定意见，认为这批文字是龙山文化时期的一种原始文字，并强调了这批文字的重要性，提出应把它作为中国的一件文化大事来做”。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育济先生主持座谈会，他说，专家们的发言“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启示，就是这个课题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已经得到了在这个领域内最权威专家学者的认可。至于说是不是文字大家还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对这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都是肯定的。这无论对凤君教授还是历史文化学院还是山东大学来说都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情。在这个方面我的确是有一些想法，骨刻文进入研究层面以前，收藏者搜集啊、收藏啊，那还谈不到研究层面，真正进入研究的层面还是刘凤君教授个人长期以来独自进行的，在2005年开始可能更长的时间”。

图10 刘凤君（左）和赵鹏在冯家遗址进行调查。

骨刻文座谈会之后，笔者带领研究生赵鹏和李彦霖等对济南市章丘龙山镇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特别对经常出土骨刻文的冯家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图10）2011年是山东大学110周年华诞，山东大学评选从“山东大学堂的成立（1901年）到山东大学发展的各个时期在全国各个领域属于第一的人物和事件138条”。“刘凤君与骨刻文”被推选为138条“百年山大第一”之一。

2012年1月，笔者出版第三本骨刻文专著《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书中所用骨刻文是当地文物爱好者吕安军在冯家遗址采集的。该书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进一步好评，赞誉笔者“不但发现了骨刻文,而且把骨刻文的一些相关理论研究已阐释清楚,为今后骨刻文的研究提供了可遵循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指导思想”,“是骨刻文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