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骨刻文的字体造型分类

笔者根据所掌握的骨刻文资料分析，骨刻文字体造型大体可分为写实物象型、主干分枝型和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三大类。

图30 赤骨4 （局部）

第一类，写实物象型。写实物象型骨刻文字主要是指人物和动物或近似人物和动物的符号型。这类字表达的意思可能主要是记录人们和各种动物的行动，也可能延伸到人类的思想活动以及与自然界的各种关系。“赤骨2”是一件骨刀，原刻写了许多字，惜基本都已腐蚀不清，在中间下部还有一字保存较好。（图30）似是一个装饰华丽的人，这人可能是巫师。如从圆圆头部刻划的辐射线分析，这个字又像类似后面谈的中心圆型字，如果把它看作象形“人”字，这人可能是具有沟通天地能力的太阳神。这一类字创作的指导思想拟在后面讲骨刻文造字规律“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时论述。

昌骨 23	昌骨 5	昌骨 70	昌骨 70
昌骨 4	龙骨 2	昌骨 33	昌骨 3
龙骨 31	赤骨 3	赤骨 19	昌骨 45
临骨 6	昌骨 4	昌骨 34	临骨 1
龙骨 12	临骨 13
图31 主干分枝型骨刻文

第二类，主干分枝型。这种造型很特殊，前后期皆有。其造型主要是由一根粗长主线为基础，然后在粗线的左右两侧分刻出一些短细线，类似于树枝形。（图31）细分析可以看出，它与今天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彝族所用文字相雷同处较多，关于这种关系的原因后文我们还要细分析。在彝文起源中就有“树枝文字”一说。张纯德先生认为：彝文的产生和发展与毕摩做法有关，毕摩做法时常把树枝砍成20多种形状，并根据这些形状造出了彝文。“例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人们最常用的数字，彝文采用的方法是用砍一树杈代表一，作为基本单位。这个树杈上加一根短棍代表二，再加一根代表三，调换方位和结构，就得出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如‘来’，用两个树杈相背；‘松’直接用三杈的树杈代表；‘杉’直接用一杉叶代表 ⋯⋯从用实物记事（祭祀）——模拟这些树杈形状，画成简单的刻画符号——经过加工，不断完善，并增加其它造字方法，变成了今天的彝文。”分析骨刻文的这种造型，可能主要与记录数字和植物以及自然环境有关。这类字的创作指导思想和苏美尔楔形文字有些相似。苏美尔楔形文字多是与数字有关系， 有的是指独立的实物，如太阳、动物和奶制品等；有的是计量单位，用来数谷物、奶酪和鲜鱼等。计量单位的字符通过一些差别，表示数字的递增或递减；有的则是用于范围和面积等。（图32）

图32 苏美尔楔形文字（录自[英]安德鲁•罗宾逊（Andrew Robinson）著，杨小麟、张志清译：《唤醒沉睡的文字》）

第三类，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类。不但前期发现较多，而且后期发展的明显多于前两类。其基本造型有三种：一种是中间有一个圆形或近似圆形的中心，周围向外辐射几根弯曲的线；（图33）另一种是中间有一较大的近似于圆形或方形的中心，周围向外刻划很多较密集的线，有的线上还刻划细线；（图34）再一种是中间刻划类似眼睛一样的椭圆形，两头尖长较粗，椭圆形的左右两侧仅刻划几根细短线。（图35）这种骨刻文多出现在晚期，如果和甲骨文混放在一起，很难分出谁是骨刻文，谁是甲骨文。

龙骨 1	临骨 16	临骨 3	龙骨 26
临骨 3	赤骨 10	龙骨 4	昌骨 9
龙骨 23	临骨 22	龙骨 1	龙骨 23
龙骨 38	临骨 18	临骨 3
图33 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第一种骨刻文

龙骨 9	临骨 8	龙骨 32	龙骨 13
临骨 13	临骨 28	赤骨 2	临骨 28
寿骨 1	龙骨 9	临骨 13	寿骨 10
临骨 27	临骨 11	临骨 18
图34 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第二种骨刻文

临骨 13	龙骨 11	临骨 18
临骨 3	龙骨 2	龙骨 2
龙骨 3	赤骨 13
图35 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第三种骨刻文

第三类骨刻文的造型和有些文献记载仓颉造字很接近。《说文解字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鸟兽踩地，掌指形成的痕迹，很接近这类骨刻文。这类骨刻文也可能是远古人类对太阳崇拜的记录刻写。崇拜太阳而留下的各种艺术符号，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现，我国的岩画及新石器时期彩陶绘画和陶器刻划纹饰中经常见到太阳纹。这类骨刻文的造型与太阳光射的现象接近，不排除它有可能是对太阳的崇拜和记录，也有可能是对自然界常见鸟兽之迹等的描述。如果是对鸟兽之迹和常见痕迹的描述刻写，这类骨刻文可能多是记事的，如果是对太阳的崇拜与记录，这类骨刻文可能多是记时的，或是祈求与天体沟通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经常见到太阳形的字，苏美尔人“表示太阳就画一个太阳，可是苏美尔人强调太阳的光芒，不强调太阳的圆形。跟其他文字一样，太阳的图形起初表示太阳，后来表示一天或者时间，又发展为表示天或神。为避免意义想混，另画一个初出山凹的旭日表示太阳或者一天”。（图36）我们理解释读骨刻文时，可直接参考苏美尔象形文字的创作思想。

图36 苏美尔象形文字（录自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

为了进一步分析验证笔者提出的骨刻文三类字体造型，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自然科学）专设“骨刻文的计算机辅助分析技术研究”课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潘荣江教授负责这一课题，并指导他的研究生重点“采用改进的zernike矩对骨刻文图像进行形状特征描述，然后利用支持向量机方法对骨刻文图像库进行分类处理”。参照笔者“提出的主干分枝型和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的分类标准，对骨刻文文字进行了分类，并取得了良好的分类效果，为以后继续研究解析骨刻文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思路”，也“ 展现了骨刻文的造字规律，验证了刘凤君教授提出的分类标准的正确性”。

2．骨刻文的造字规律

骨刻文字多数像一种线描减笔画。早期的字，也可以视为画，因为“书画本来同”是早期字的主要表现形式，仅用中国字成熟后的“六书”理论是不能完全解释和理解它们，它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早期美术的审美和创作特征。所以，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和指事的组合象征性应是骨刻文的两个基本造字规律。我们只有认识骨刻文的造字规律，才能很好地认识骨刻文是中国早期文字的性质和特征。2008年我在出版《昌乐骨刻文》时，曾根据当时所掌握的一部分昌乐县收藏的骨刻文，还提出过“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这一造字规律，和前两个造字规律合称为三个骨刻文造字规律。经过近些年进一步广泛搜集骨刻文实物资料和深入研究，发现其它地区的骨刻文少有“龙”、“凤”形象和近似造型的字。所以，今天把“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的造字规律归到“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造字规律中。

图37 仰韶文化陶塑人头壶	图38 大汶口文化陶鬹

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造字规律。早在大汶口文化陶尊刻划艺术符号中，就采用过这种创作思想。“”像一把石斧，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另外仰韶文化的人形陶壶（图37）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鬶等，（图38）都是人和鸟、猪或狗等形象的再创作艺术。骨刻文继承这一传统，发展为重要的造字规律。当我们一看到骨刻文字时，首先会被像人、像动物、像自然界其它物质形象的字所吸引。如寿光卷的图16，一看就能意识到刻的是两个人物，2009年笔者把他们释读为“尧”和“舜”二字。昌乐卷图25下边一字， 一看就知道刻写的是鸟。龙山卷图83上部一字和多杈的树枝很接近。龙山卷图2上部一字酷似光芒四射的太阳。但这些刻划是再创作的艺术，并不是对人物、动物和其它物象的直接摹写，而是根据需要，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对原物象进行归纳、概括，有的甚至进行局部放大和缩小，也有的要进行移植或重新组合处理，创作出一个理想的象形的审美物象。这就是中国早期文字的突出特点，这和绘画有着很接近的创作思维。

图39 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塑人物驭龙和虎图	图40 “ 车”字演变图（录自高明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龙和凤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领域。史前龙文化的典型艺术作品，首选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塑人物驭龙图。（图39）龙长达近两米，昂首长颈，舒身扬尾，曲折三停，人骑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作驾驭状。和其它的虎、鹿等大型动物摆塑放在一起。它传达给我们的启示是生前崇拜龙图腾的墓主人驭龙升天的精神追求，被誉为“中华第一龙”。谈及中国古代美术时，我们经常谈到以形传神，是指用一定的造型艺术表现一定的精神，它适合于一切包括文字在内的审美再创作艺术。 每个时期用什么样的形表达什么样的神，这是目前中国美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周易·系辞下传》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古人创作八卦，就是为了传“神明之德”和“万物之情” 。骨刻文字的审美创作也是以形传神的典型范例。

骨刻文中的“龙”字较少，“昌骨1”和“寿骨60”“龙”字与商周甲骨文、金文的“龙”字很接近。骨刻文中“凤”样的字在昌乐卷中有几例。“凤”字是“鸟”字的升华，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甲骨文中的“ 凤”字明显是在骨刻文基础上减化成了图像符号。山东昌乐等地骨刻文中的“凤”字较多，是我们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今天的山东省地区，是古代东夷族的集中居住地，东夷人是崇拜鸟图腾的氏族，从大汶口文化到岳石文化，发现的鸟纹图案和“鸟”字较多。昌乐卷图4、图56上部一字和图70等都应是“凤”字，这些“凤”字不但字形有大小区别，而且也有繁简的不同。这一问题除了刻划的时间不同，出现了“凤”字的一些差别外，也可能表现了一些实质内容的不同。在东夷族里以凤鸟为图腾的部落非常多，他们之间经常以各种方式进行交往，这些凤字应是各部落的图腾族徽。他们随时记下各自相互交往的情况，最简捷的记载方式就是把对方的图腾徽志记下来。各种“凤”字的差别，可能是各部落族徽不同的原因。这种不同可能说明了部落之间的地区差异，或者是地位不同。东夷文化的龙凤艺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经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交流，东夷文化和西部中原内地的文化艺术相结合，以东夷龙凤文化为主，融汇成中华民族的龙凤文化艺术。

指事组合象征性造字规律。大汶口文化陶尊刻划艺术中，“”就是一个包含内容很丰富的指事组合象征性符号：下部象征山峰，顶上是太阳，中间可能指的是联系山峰与太阳之间的鸟。怎样解释这个图案符号，目前已有多种说法。有人也认为这已经是文字，但目前这种符号还发现较少，和双墩陶刻符号一样，是一器一符号，只起到一定的标志符号作用，还不能说明是一种有辞章的记事文字。仔细分析骨刻文，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文化影响和传承关系。昌乐卷图25由三个象形字组成，一个是鸟，一个是植物，另一个物象不清楚。昌乐卷图26组合非常复杂，它是一幅由众多符号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组合字群符号。 前面介绍过的昌乐卷图32，指事组合象征性符号字更有代表性。中间是一惊恐万状的野牛类大动物，身体收缩，前肢抬起，作吼叫状。旁边有一类似鹿的动物正在逃窜。周围有数人作围追状，各有动态。此组合中各种动态的“ 人”都应是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人”的祖型。

通过以上对骨刻文字体造型与造字规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早期文字，以骨刻文和甲骨文为代表，从图像逐渐向符号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也可以说，早期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繁逐渐向简化演变的，并不像有些人认为早期文字是由简向繁发展的。《说文解字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象物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在这里“文”是物象之形，应是画出来的图形，是复杂的；“字”是指事性的形旁加简化的声旁组成的指示符号，都是简化的，所以“字”是简易的。高明先生对此早有详细解释：“早期汉字多为象形，基本上是采用按物绘形的方法创造字体，每一个字皆可独立成为一幅‘图画’，以早期‘车’字为例，完全是仿照当时的具体实物描绘而成⋯⋯俨然是一幅古代车子的图案。”“不难想象，利用这样图案形的文字记录一句完整的语言，不知要费多少精力和时间，它只能在不甚发达的社会里才能勉强应用。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样的字体显然是难以适应和称职，必须作相应的改革和简化。车子由复杂的图形变作简单的符号，就是根据这种要求完成的。”（图 40）骨刻文虽还没发现车子，但目前所见骨刻文和甲骨文里的“龙”字和“凤”字的变化可资说明。我们可以说：骨刻文前期主要是较繁杂的图画象形字，后期渐渐向简化符号发展。周有光先生曾说过：“一切古文字都是以图形开始的。” 古埃及的文字和两河流域的古老文字也大体上经过了这样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