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的惊世发现
---骨刻文发现与研究
文/刘凤君
一 、骨刻文是龙山文化时期产生和使用的一种文字
上世纪初，安阳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把人们对中国文字的认识提前到了商代，振奋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但大家都在同时疾呼：安阳甲骨文已是成熟的文字，早期文字在哪里？我们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为什么不见4000年前的文字？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什么我们文字产生的历史比古埃及晚那么多年……？民族的渴望和期盼，揪心了一个世纪。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想到这里就痛心和自责。
历史的真实和人们的期盼往往是会相印证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山东省境内潍坊至济南一带各县市的古文化遗址经常出土刻划文字的骨头，还有刻字的滑石器、陶器和陶片等。以骨头为多，约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大多数是当地农民镐头下不经意翻土时挖出的。自上世纪末开始，一些文物爱好者开始收藏这些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时也有所遇，但都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上世纪90年代，我见到丁公遗址和桓台史家祭祀坑出土的刻字陶片和刻字骨头等,对早期文字产生了极大兴趣。2002年我开始启动“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艺术”的专题研究,着意搜寻各博物馆和文物爱好者收藏的早期文字资料。2005年春天，济南景鸿堂请我看一片刻字骨头，并告诉我这件骨头出自潍坊地区。我当时鉴定为史前的遗物,是早期文字。2007年7月我见到昌乐县收藏爱好者自2004年以来收藏的一批刻字骨头，这批刻字骨头出土于昌乐县袁家庄和寿光市纪台等古文化遗址。我经过认真分析研究，首先在学术界肯定并及时公布这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产生和使用的一种早期文字。时值东夷文化盛期，是中国进入文明的主要标志〔1〕。它和安阳占卜的甲骨文不一样，是中国早期的记事图画象形文字，距今4000——4500年左右，比安阳甲骨文早1000多年。因为我首先发现和研究的是昌乐收藏的骨刻文，所以暂定名为“昌乐骨刻文”。并出版了我研究骨刻文的第一本专著《昌乐骨刻文》。
当时我之所以肯定这些骨头上刻的是一种字。其主要根据有四点：一、这批刻划的字符很多，应该是一种文字记事现象。二、这些刻划多数象人物、动物和植物的图象形符号，“书画同源”在这里得到了很好解释；三、这些刻划符号的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寻，有些偏旁多次出现，说明它们已在一定的地区内被普遍认可和广泛重复使用；四、近几年在昌乐县周围的邹平［2］、桓台［3］、寿光［4］、临淄［5］等县市，以及江苏高邮龙虬庄［6］和西安花楼子［7］等地都已发现过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文字，遗憾的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谈到文字的起源，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是更在其后的。”［8］今天山东地区的诸城和莒县等古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近20件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的陶尊,与仰韶文化刻划的符号都应是一种文字产生过程中的指事现象。骨刻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把指事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造字规律。目前，有的学者认为大汶口陶尊上的刻划已经是字［9］，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这种符号还发现较少，一器仅一个符号,只起到一定的标志作用，还不能说明是一种记事现象［10］。如果今后考古发现的同样符号增多而且较普及，这样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字，目前还只能说是具有一定文字性质的象征符号。它不象骨刻文发现的数量多，甚至一块骨头上连续刻5—20多个字。很明显，昌乐收藏的骨刻文是一种记事现象，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字。
对骨刻文年代的推断,首先是人工刻的还是自然形成的认识，开始就有较大分歧。在我见到骨刻文以前,当地老百姓在地里挖出这种骨头时请过一些专家看过,多数都认为这是草根腐蚀和虫蛀的，也有人认为是现在人刻的，现在又有人提出是自然形成的骨花〔11〕。
图一：刘凤君教授鉴定骨刻文
图二：刘凤君教授在野外考古调查
目前我已在潍坊至济南一带的几个县市发现数百件骨刻文(图一、二)，皆用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分析过多次。这些字很明显是人工刻划的，造型讲究而完美，多数都是弧线构成，都有一定的深度，线条流畅均匀，凹线底部都有明显的硬划痕。根本不是虫蛀和骨花或草根腐蚀的。因为虫蛀的是一个圆点接一个圆点，线条既不流畅也不均匀；草根腐蚀的痕迹是浮在表面，线条既没有规律，也没有深度。再说，虫蛀和草根腐蚀的也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多，而且是重复出现的、有一定规律的美的造型。根据这些骨头石化程度和刻划字造型的特点分析，如果真是从古文化遗址上收集来的，它应是山东龙山文化遗物，是中国早期的文字；如果是后人刻的，后人不可能凭空编造出这种造型的字，应该有摹本，我们应该把它找出来，为我们研究中国早期文字找到真实的资料。我经过反复观察和分析研究，确定是古代人刻的。
这些骨刻文的大体年代也很清楚。推断其年代的根据主要有以下七点：第一、根据同出典型器的年代和刻字骨头的石化程度；第二、考虑到这批字的造型特点介于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与商代甲骨文之间；第三、许多凤鸟纹与已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玉凤鸟形玉佩很近似，有一些近似微刻文字，和同时期良渚文化玉器微线雕有异曲同工之妙；第四、这批骨刻文的刻划技法和字的造型特点均和西安花楼子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骨头上的刻字类同;第五、也考虑到有刻字的象骨，大象在这地区生存时间较长，直到商代初期才逐渐南移;第六、这批刻字是用石质工具硬刻划的，与安阳甲骨文用金属刀刻得俨然有别；第七、这些骨刻文主要出土在龙山文化遗址中，从许多龙山文化遗址暴露的地层剖面分析，骨刻文皆出土于龙山文化地层及其以上土层。经过这样综合分析，我认为这批刻字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距今约4000—4500年左右。这种骨刻文的发现也是世界文字史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二、骨刻文的刻法与布局及造字规律
这些骨刻文除近10件刻在玉石和陶片上外,其余均是直接刻在骨头上,它中间没有经过象商周金文和有些甲骨文那样先墨写后刻的过程。大多数字刻划在骨头的外面（正面），也有的骨头同时在骨内腔和骨臼上刻字。个别的刻划较浅,刻后用朱砂描绘。
骨刻文均属阴线刻,其刻法是传统的硬石刻划方法。利用放大镜观察，可清楚看出皆是用硬石工具刻划而成，笔画的两侧硬石工具刻划骨头时出现的凹凸边沿自然明显，有的骨头清洗干净后，阴线底部硬划的痕迹道道清楚可见。
骨刻文刻划的精细流畅，有的十分娴熟。更令人叹绝的是它的微刻艺术。有的字长宽仅有 0.2— 0.4厘米,我们今天靠放大镜才能观察清楚。但都刻划的清楚可辨，流畅有力，可与良渚文化玉器微雕图案相媲美。龙山文化时期的微刻文字和良渚文化玉器微雕图案，代表了远古时期我国工艺雕刻的高成就。同时, 骨刻文娴熟而又高超的刻划技法也告诉我们,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专门从事文字创作和纪事的，像文献记载中仓颉式的“书法家”，这些书法家应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图三：骨刻文
图五：骨刻文
图七：骨刻文
图四：骨刻文
图六：骨刻文
图八：甲骨文“龙”字
图九：骨刻文“鹿”字
骨刻文多数一块骨头上仅刻或残存1--5字，刻6--10字的也占一定数量（图三、四），10字以上至20多个字的骨头为数较少（图五、六）。其章法布局应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又有初步开始形成共识的自由舒适型。大约有三种布局：一种是在一块骨头上只刻一个较大的字，或有的虽在一块骨头上发现数个字，但其中有的字单独刻在一个空位上，与周围其它字缺少密切联系，这是一字一局；另一种是在一定空位上，中间刻一至几个字符，周围再刻划一些字符，这是一种组合字群的布局，可称为散落组合型，这是甲骨文和金文布局中不见的；再一种就是自上而下或左右成行的布局，这种布局发展成以后中国书法的主要布局形式。
骨刻文字的尺寸和造型差距很大，有的是用弧线组成的动物和人物形象，有的是用弧线和近似直线组合成的植物和动物形象，也有的是用弧线和近似直线组合成的符号。有的形状较大，约在2.5厘米×2.1厘米至7.5厘米×6.5厘米至之间，大多在2厘米×1.5厘米，还有一些属微刻艺术。根据初步观察分析，如果是在一个组合字群里，大字与小字可能有着内在联系和区别意义。
骨刻文的造型和书写方法，如其说是写的字，不如说是画的画。这些字如果和商周甲骨文、金文相比，后者的字体结构和造字规律虽以象形、会意和指事“三书”为主，但表现的主要是物象符号。虽还有绘画艺术给人们的形象韵致，但它已和同源的画分道较远。多数字虽仍以物象天性为型，但多是总其形，概其神，变为神会意通的象征符号了。另外，其它“三书”在商周甲骨文与金文也已普遍出现。所以，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仔细观察和分析骨刻文，大多只能用指事和象形两书得到较理想的解释和说明。它的字体结构和造字规律一部分是简笔画或形象符号，另一部分是根据一定的“指事”要求，由多个简笔画或多个形象符号组合成一组“整体”的字，也可以说是用一组形象符号写出来的画，或画出来的字。所以，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及天覆地载等楷书和行书的理想造字与书写概念在这里得不到完全的解释，而绘画的一些线描基础技法在多数字中能得到比较充分的说明。
骨刻文多数字的书写刻划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先刻划出主要部分或中间核心部分，如《昌乐骨刻文》图1，其造型是先刻划头部，然后再刻划出身体躯干，最后补上腿和爪子等部位(图七、八)。其二，大多数字都有一个主要线条，这条线可能是一次刻成，也可能是连续几刀刻成，然后根据需要，在其主要线条周围补刻物象所需要的其它部分线条。如《昌乐骨刻文》图38，其字不但造型生动，而且主次分明，协调有序（图九）。
骨刻文的这两个书写特点，在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刻划符号中还没有得到明显的表现，这应是汉字早期的特点。一方面，说明了这时期文字还没有完全脱离“书画本来同”的范围，还带有明显的绘画规范；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这时文字正在逐渐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绘画的区别逐渐加快加大 。骨刻文的这两个书写特点应对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写“中”，楷书应先写“口”，再从中间写一竖笔。但分析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应先写竖，后在竖中间划圈，最后在圈上下的竖上各划两横。这样的写法，在中心的一竖基础上进行上、中、下的分解与组合，更具有组合美和多重美的视觉效果。这样的创作过程，也附合“中”是在场地中间竖一高杆，然后在杆上装饰彩旗的意义。如是和楷书一样写“中”，就缺少这种特有的高古组合之美。
骨刻文也可以视为画，“书画本来同”是中国字的早期表现形式之一，仅用中国字成熟后的“六书”理论是不能完全解释和理解它们，它比较系统的反映了中国史前美术的审美特征［12］。所以，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指事的组合象征性、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应是骨刻文的三个基本造字规律，我们只有认识这些规律，才能很好解读它。
其一，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大汶口文化陶尊的刻划艺术中，“”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另外仰韶文化的人形陶壶［13］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鬶［14］等，都是人和鸟、猪或狗等形象的再创作艺术。骨刻文继承这一传统，并且表现的很突出。当我们一看到这些文字时，首先会被象人、象动物的形象所吸引。但这些刻划是再创作的艺术，并不是对自然界物象的直接摹写，而是根据需要，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对原物象进行归纳、概括和一系列的简化处理，有的甚至进行局部放大和缩小，也有的要进行移植或重新组合处理，创作出一个象形的审美物象。这就是中国早期文字的突出特点，和绘画有很接近的创作思维。
图十：鹤衔鱼纹图彩陶缸
图十二：骨刻文
图十四：骨刻文“凤”字
图十六：石祖林
图十八：首阳山岩书一期图画象形文字
图二十：首阳山岩书二期符号象形文字
图十一：骨刻文
图十三：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蚌塑人物驭龙图
图十五：甲骨文“凤”字
图十七：石祖林
图十九：首阳山岩书一期图画象形文字
图二十一：首阳山岩书二期“祖”形符号
其二，指事的组合象征性，大汶口文化陶尊刻划艺术中，“”就是一个包含内容很丰富的指事组合象征性符号：下部象征山峰，顶上是太阳，中间指的是联系山峰与太阳之间的鸟。河南临汝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上彩绘鸛衔鱼纹图［15］，是一幅指事的组合象征性图画。鸛图腾的部落，挥舞着石斧战胜了鱼图腾部落。鸛显得志高气昂，鸛嘴中的鱼则奄奄以息，旁边竖着武力的象征——捆在木柄上的石斧（图十）。仔细分析骨刻文，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文化影响和传承关系。《昌乐骨刻文》图29由三个象形字组成，一个是鸟，一个是植物，另一个不甚清楚，可能是记载了一段人与某处自然环境或某些物质关系的内容。图30组合非常复杂，应是目前所见组合最复杂、内容最丰富的一幅字，它也是一幅由众多符号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线描画。中间有一象形字，像一头大象作惊恐状，周围的各个象形字或符号，应是各部落的象征住处或是自然环境物象，或是围猎的人群，也可能有其它的理解和解释（图十一）。但综合分析，联系在一起考虑，把它们作为一组字来解读可能最接近它原初的意思。同书图41的指事组合象征性更清楚，中间是一惊恐万状的野牛类大动物，身体收缩，前肢抬起，作吼叫状。旁边有一类似鹿的动物正在逃窜。周围有数人作围追状，各有动态。 是一幅完美的狩猎纪事活动（图十二）。这些组合中各种动态的“ 人”都应是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人”的祖型。
其三，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龙凤文化是中国文化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领域。史前龙文化的典型艺术作品，当首选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塑人物馭龙图〔16〕。龙长达近两米，昂首长颈，舒身扬尾，折出三停，人骑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作驾驭状。和其它的虎、鹿等大型摆塑放在一起，它传达给我们的启示是生前崇拜龙图腾的墓主人馭龙升天的精神追求，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图十三）。这里谈到的以形传神，是指用一定的造型艺术表现一定的精神，它适合于一切的审美再创作艺术。 各个时期用什么样的形表达什么样的神，这是目前中国美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周易.系辞下传》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古人创作八卦，就是为了传“神明之德”和“万物之情”，这也是史前美术创作的审美标准。
骨刻文的龙字较少，《昌乐骨刻文》图2与商周甲骨文、金文的“龙”字很接近。骨刻文中“凤纹”样的字很多。“凤”字是“鸟”字的升华，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其基本特征是身躯修长，头部高冠殊荣，长尾精美华丽，肢爪健壮有力（图十四）。骨刻文的大量“凤”字具有想象丰富的现实造型美。而商代甲骨文中的“ 凤”字，明显是在骨刻文基础上减化成图像符号（图十五）。骨刻文的“凤”字较多，是我们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骨刻文是东夷族的文字，东夷族是崇拜鸟图腾的民族，从大汶口文化到岳石文化，发现的鸟纹图案和“鸟”字较多 。骨刻文的“凤”字不但字形有大小的区别，而且也有繁简的不同。这一问题除了刻划的时间不同，出现了“凤”字的一些差别外，可能也表现了一些实质内容的不同。“东夷族本身即是一个庞大的百鸟共同体。”〔17〕以凤鸟为图腾的部落非常普遍，他们之间经常以各种方式进行交往，这些凤字应是各部落的族徽，他们随时记下各自相互交往的情况，最简捷的记载方式就是把对方的族徽记下来。 至于“凤”字出现的各种差别，也可能是因各部落的族徽不同的原因。这种不同可能说明了部落之间的地位不同。可见，东夷文化的龙凤艺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经过后来不断的文化交流，东夷文化和西部中原内地的文化艺术相结合，以东夷龙凤文化为主，融汇成中华民族的龙凤文化艺术。
三、首阳山岩书与骨刻文的互证
2008年7月22日我在编著《昌乐骨刻文》时，偶然发现了另一远古文化奇迹——崇山石祖林（图十六、十七）〔18〕。骨刻文与石祖林的发现研究和宣传,带动了全县人民热爱古文化的热情。2008年12月昌乐县宣传部文物爱好者向县政协提供了首阳山发现疑似古文字的信息。他们立即邀请我前去鉴定研究。
2008年12月20日，我对首阳山岩书进行了第一次考察鉴定。这处岩书位于昌乐县城东10华里的首阳山南麓水库边，字刻划在较为平整的石面上，现暴露面积约20平方米，周围的字可能还被土埋在地下。随后,我又多次前往首阳山观察岩书,特别是在今年4月28日的一次考察,在一片新暴露石面上,经过冲洗后发现了保存清晰完好的一组图像文字,使我对首阳山岩书有了更确切地认识。
这处岩书是古东夷先民在这里祭祀时刻划记录下来的一些文字和符号。整个岩书分前后两个时期刻划完成。第一期阴刻线条多数较细，刻画较浅，主要以图画的形式反映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多数是动物和人物的形象，为图画象形文字，与骨刻文相似之处较多，可能和骨刻文一样，都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字（图十八、十九）；第二期的文字符号阴线刻较粗深，有的刻划在一期图画文字上面，字的造型较简单，笔划较少，多为符号象形文字，其风格特点和桓台史家遗址岳石文化祭祀坑出土骨头上的刻字相通之处颇多（图二十）。第二期有一个特殊的字符，刻划得很像石祖的形象，很可能是模仿崇山石祖林的刻划（图二十一）。如果这一推断不误，首阳山岩书第二期创作年代应晚于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祖林。综合起来推断，第二期岩书的创作年代可能在岳石文化早中期。这处岩书是继骨刻文和石祖林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是中国早期文字的宏篇巨著。首阳山岩书不但和骨刻文互相印证，而且对研究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演变都是重要的实物资料。
首阳山岩书和骨刻文是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早期文字，都是东夷文字。首阳山岩书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我对骨刻文的研究结论是科学的〔19〕。
首先，这处岩书是用硬石刻划在青石岩上。我相信不会再有人说这也是虫蛀的和草根腐蚀的或是石头上开的花。既然能用硬石工具在岩石上刻字,在骨头上刻字就是件很容易的事,是对以上几种说法的最好解释。。
图二十二：首阳山岩书一期围猎图
其次，首阳山岩书第一期图画文字和骨刻文的艺术风格很近似，特别是造字规律更是雷同。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是岩书应用最普遍的造字规律，人和动物的形象与骨刻文同类文字很接近。关于指事的组合象征性， 最近我在4月28日对首阳山岩书考察时新发现的一组图画文字：中间是一头向上卷鼻吼叫的大象,周围有几人围追（图二十二）。其创作指导思想和设计构图与《昌乐骨刻文》图41围猎图画文字是一样的。只不过图41是记载围猎的事情，而首阳山岩书这幅图画文字是向苍天祷告这件事。
再其次，首阳山岩书跨越时间较长，第一期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第二期则是岳石文化时期。前期是图画象形文字，后期则主要是符号象形字。对于研究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演变显得弥足珍贵。骨刻文虽前后也有变化，但都属于图画象形文字范畴的变化。说明了骨刻文的创作年代主要集中在山东龙山文化时期。
骨刻文、崇山石祖林和首阳山岩书这三大远古人类文化奇迹，是先进东夷民族文化盛期的创举，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重要文化遗产。
四、山东骨刻文关中地区有“姊妹文”
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远古的文明灿若群星，今天的山东中部地区能有多大？所以，山东的骨刻文发现后，特别是《昌乐骨刻文》一书出版后，“中国早期的文字只有你们山东地区有吗?” “其它地区进入文明时期有没有产生和使用过文字？”文化追求情理中的询问不时地出现在我的电话和短信中。
这是被学术界忽视造成的遗憾。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在长安花楼子遗址陕西龙山文化地层中挖出了12片刻字骨头，发掘者当时认为这批资料很重要，但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并以可能想到的一些常规理由放弃了继续研究。这批资料也就得到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的恶作命运那样—-打入冷宫,渐渐被人们忽视了。
图二十三：陕西龙山文化石铲
我是与古代文化有缘的人。我在出版《昌乐骨刻文》后，继续考虑今天山东地区文字和其它地区文字起源问题时。今年刚过春节的大年初六（1月31日）中午，我在家中突然接到一个自己介绍是西安文物爱好者龙建雄先生的电话，告诉我他已到济南，有几件带刻画文字的文物请我鉴定。我在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办公室和他相见。他首先拿出两件一看就肯定是龙山文化的石铲。他介绍，这两件石铲是他在2005年11月调查陕西省旬邑县大店村古文化遗址时发现的。他还讲述：采集到石铲后，自己感到上面的刻画很重要，请教和询问了许多专家都没有结果。去年底去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鉴定，该院领导告诉他，这两件石器“应为古人制造的石铲、石斧。至于是否是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以及石器的图案是否是文字，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的鉴定最为权威。”所以，他又专程来山东大学请我鉴定。我看到这两件石器和石器上的阴线刻划，高兴之极，脱口而出：“真是心想久了，天遂我愿啊！”这两件石器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两件石器上都有阴线刻划，其中一件保存较清楚，刻三个鸟的形象（图二十三）。我把我的鉴定意见告诉了龙建雄，他高兴而归。
3月初，龙建雄第二次来到山东大学找我，又带来一些文物请我鉴定，其中还有两件刻划符号的骨锥。他还请我为上次的两件石器出具鉴定书，我同意了。3月16日我出具鉴定书，全文如下：“龙建雄先生在古文化遗址采集的两件石器，根据造型、制作技术和使用痕迹及其风化的程度分析，应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遗物。两件石器都有刻划，其中一件较薄的石铲两面都有阴线刻鸟的形象，应是刻的‘鸟’字；另一件石器的正面刻着字，可惜风化的不清楚。这两件石器上刻划的文字，是研究关中地区文字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3月25日《三秦都市报》记者撰文《“鸟”字比甲骨文早产千年》，全文登载了我的鉴定书。
4月23日令我想不到的好和之缘又一次降临，北京文物爱好者程天来先生专程来山东大学请我鉴定几件刻字的骨头和一件刻字石器。据程先生介绍，这些文物都出自关中及其附近地区古文化遗址中。我认为这都是陕西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上面刻划的字虽多已风化较甚，但都和长安花楼子、旬邑大店村遗址出土的文字艺术风格雷同。我看到这些文字，信念更坚定了：在龙山文化时期，今天的关中及其周围地区和今天的山东中部地区一样，确实已经产生和使用过文字，同样多数刻划在骨头上，亦属骨刻文。
山东地区的骨刻文和关中地区的骨刻文都属于距今4000—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两地都进入了文明社会的初期。文献记载中的黄帝、炎帝、蚩尤，以及尧、舜、禹等都大体活动在这一时期的这些地区。他们分属于华夏和东夷两大文化集团。两个地区文字的发现，把长期以来关于东夷华夏高度发展文明的研究和争论引向了深入。也把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产生问题的争论，从文明起源的时间和产生文明的主要内容作了实实在在的诠释。
根据目前微弱资料分析，距今4000--4500年左右，辽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等也可能已经产生和使用文字，我们翘首期盼这些地区的进一步发现。山东地区骨刻文和关中地区骨刻文，它们都对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产生过直接的影响。都属于中国早期的文字。
五、从两组骨刻文的释读看与甲骨文的关系。
图二十四：骨刻文尧舜相会
图二十六：甲骨文尧字
图二十八：龙山文化石镞刻文豕字
图三十：周代金文家字
图三十二：甲骨文犬字
图二十五：拟似尧舜相会骨刻文
图二十七：龙山文化石镞
图二十九：甲骨文豕字
图三十一：龙山文化石镞文犬字
其一、2002年春天文物爱好者于文水先生在寿光收集的一件刻字骨臼格外特殊。骨臼面上刻满了字，在中间明显处，阴刻着两个面对面的人物形象。右是一老者形象，长须胸前,发丝稀疏，仅存几根长发散飘在空中，显得飘逸深究，身躯略曲前倾，跽坐于地上，双手微举，支肘于腿上，似在娓娓道述，神态老熟而又和蔼可亲。左者是一体健德厚的中年男子，他头戴平顶大帽，膛目炯神，身披宽敞衣物，手持一长柄农具,大步趋前，显得风姿大度，欲受老者指点或教诲（图二十四、二十五）。两个人物老壮好和，动静相宜，在众多刻划中间，如众星捧月般的显赫。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刻划，差点脱口喊出：“这不是尧和舜吗？”太像了，都和我小时候看的画书中尧舜样子很接近：舜总是戴一平顶大帽，身著宽大草衣,手持农具；尧是老态而精神的样子，最典型的是他几近秃头仅有数根稀发飘撒着。这不找着蓝图了吗？原来4000年前圣人的样子就是如此！而且这件骨刻文的年代和出土地点等都和尧舜有贴近的考究：第一个方面，这件骨臼的刻划风格，属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遗物，尧和舜也是这个时代造就的英雄人物；第二个方面，舜是东夷人，生于今天的诸城，距离今天的寿光不足100公里。舜青少年时期主要活动在这一地区；第三个方面，尧晚年各地访贤，后四岳皆推舜，尧就访贤于舜家乡。经多次相会，推心置腹，尧完成了任贤于舜的历史壮举。也就出现了尧天舜日的英雄时代。尧访贤于东夷，和舜相会并举贤，也就成了脍炙人口的美丽故事。用形象艺术记载这一历史壮举，已是顺其自然的事。再说，从骨刻文图画尧的形象到甲骨文“尧”字的造型也很说明问题。甲骨文“尧”字就是一个简化的老年人形象符号，头部突出两个大而有神的眼睛，身躯弓背，双手下垂于膝部，跽坐（图二十六）。很明显，甲骨文的“尧”字是从骨刻文的这一人物形象发展来的。
这幅图画文字也可能刻划的不是尧和舜，但也应是当时两个重要人物的相会图画。我们也可依此类推，当时记载尧和舜相会的图画也应相类似。而这件骨刻文图画为什么和文献相关尧舜的记载如此接近和属实？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尧舜画像和这件骨刻文的人物如此相类同？值得我们深究.
其二、今年初，我的学友张教授深情地把他1993年从民间采集到的一件龙山文化石镞送给我,据了解这件石镞出土于临淄皇城龙山文化遗址（图二十七）。这件石镞我曾在去年出版的《昌乐骨刻文》中介绍过，上面阴线刻两个字。张教授希望我尽快解读出来，公诸社会。
这两个字是图画象形字，分上下排列。上是“豕（猪）”字，下是“犬”字。
“豕”字的造型很生动。嘴巴长长，身躯浑圆，根根鬣鬃清晰可辨，腿作行走状，最具特点的是它的短尾，适度下垂。显然是一头家庭喂养的猪的形象（图二十八）,与河姆渡文化阴线刻陶猪和大汶口文化捏塑陶猪的造型十分接近。商代甲骨文“豕”字和周代金文“家”字的偏旁“豕”字很容易看出是从石镞刻文发展来的（图二十九、三十），并开始向符号简化，趋向规范统一。《说文解字》解释:”竭其尾,故谓之豕。”《甲骨文字典》引《解字》：“豕字作 ，突出其腹肥尾垂之状，以与犬字区别。”
“犬”字的造型也很生动。似长有利齿的大嘴张得格外传神，身躯修长而又几曲弧线，看上去透视布局不甚准确的肢腿也显得较有力，长长向上弯曲的尾巴，把犬修长有力的身躯巧配的特别精神（图三十一）。虽与大汶口文化陶犬的造型相差较大，但甲骨文的“犬”字与它很接近。同样，甲骨文的“犬”字缺少石镞刻文图画的逼真，逐渐变成较为统一的符号象形字（图三十二）。《甲骨文字典》引《解字》：“象犬形，以瘦腹及长尾拳曲为其特征。”《说文解字》：“孔子曰，视犬之字，如画狗也。”
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关于猪和狗的造型艺术经常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且两个文化的大墓中经常发现作为墓主人财富象征的猪和狗下颌骨。如诸城呈子33号墓，属于龙山文化时期，随葬13件猪下颌骨；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晚期大墓，随葬了20多块狗的下颌骨。认真分析比较，临淄皇城龙山文化石镞所刻豕和犬应是一笔远古财富的纪录：一方面，这件石镞作为武器，可能是一男子墓中的随葬品。其上刻划的豕和犬二字，应和其它墓随葬的猪或狗下颌骨一样，是墓主人财富的纪录和象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当时物质交换的凭证或信物。谁持有这件石镞，谁就有一豕一犬的物质财力。这件石镞质地纯净，制作精致，刻文考究，具有这方面的特殊用途；再一方面，石镞是男子的持有物，这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盛期，这件物品也有可能是男子向女子求爱付出的物质条件，可能演绎过一段爱情故事。
通过以上两件龙山文化刻文的分析，再结合前文对“龙”、“凤”二字的探讨，可清楚的看出，骨刻文是商代甲骨文的主要源头。
谈到这里，有一个较困惑的问题，就是山东境内发现的骨刻文和商代甲骨文在时间上相距较远。如果按山东龙山文化近期测定的下限算，距今3900年。再从最近掌握的资料分析，骨刻文有的地方一直沿用到岳石文化初期。既然是这样，骨刻文与甲骨文之间相隔仍有400多年。这中间虽有桓台史家遗址岳石文化祭祀坑出土的刻字骨头和首阳山岩书二期文字相连，但也有商代早中期近200多年的空白期。所以，骨刻文和甲骨文之间还缺乏内在的直接联系。但细分析两者的艺术风格，仍能看出骨刻文对商代甲骨文有着明显的直接影响。为什么会是这样，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发现的有关早期文字资料还不全面，还有待继续做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考古工作；二是我们对骨刻文和首阳山岩书以及相关早期文字资料的研究才刚开始，对这些资料的系统分析和年代推断还应该进一步深入；三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文化的自然传承现象。所以，骨刻文应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
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骨刻文的象形字,可以说象形字是骨刻文和甲骨文、金文的基础，占数量最多。甲骨文和金文渐渐放弃了骨刻文大部分的组合指事字,逐渐发展和新产生了一些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字，并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字。所以，最能说明它们关系的是两者的象形字。 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字，也是对“书画同源”理论的最好解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向俗体文的演变,似乎也经历了类似的造型转换。这种变化，可视为人类早期文字创造和发展演变的一种进程模式。
注释：
[1]、刘凤君编著:《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刘凤君编著：《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5月版。
[2]、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4期。
[3]、淄博市文物局、淄博市博物馆、桓台县文物管理所：《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1期。
[4]、刘凤君：《昌乐骨刻文再现惊奇，“尧舜相会”形神兼似》，《齐鲁晚报》2009年9月5日。
[5]、［11］刘凤君：《一笔远古财富的纪录--临淄出土石镞刻文释读以及对”昌乐骨刻文多是骨花”一说的解释》，《齐鲁晚报》2009年10月16日。
[6]、龙虬庄遗址考古队编著：《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7]、郑洪春、穆海亭：《陕西长安县花园村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发掘》，《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8]、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9]、参见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 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期。
[10]、丛文俊著：《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12]、刘凤君著：《美术考古学导论》上卷第五章《中国古代美术的民族特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赫树平：《西安半坡博物馆人头壶简介》，《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
[1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史前陶器图录》，齐鲁书社，1985年版。
[15]、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308页。
[16]、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
[17]、张富祥著《东夷文化通考》第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8]、刘凤君：《远古人类文化奇迹---昌乐石祖林发现与鉴定纪实》，《中国文物报》2009年7月29日。
[19]、刘凤君：《昌乐骨刻文与首阳山岩书--中国早期文字的互证》，《齐鲁晚报》2009年6月5日。
载《中国美术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