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刻文与骨头上的自然痕迹比较分析

　　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出土和非发掘出土的许多刻字骨头没有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早期文字，其主要原因是多数人认为是虫蛀或草根腐蚀的痕迹，不是人工刻写。

　　2005年3月，笔者在济南鉴定文物爱好者收藏的一块有刻划符号的小骨头。根据多年的考古研究和文物鉴定经验，当时笔者认定“上面刻划的是字”。2007年7月以后，笔者又鉴定了几批文物爱好者收藏的有刻划符号的骨头，笔者也认定：这些骨头上的刻划符号“是中国早期的文字”。

　　2007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笔者经过较广泛的田野调查，进一步了解到山东省淄博地区、济南地区和河南省郑州地区、陕西省关中地区、内蒙古赤峰地区及江苏省北部地区等许多远古文化遗址都出土过这种刻写文字的骨头。笔者逐渐认识到，这种早期文字是当时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华夏族和东夷族等远古文化集团共同创造和使用的一种早期文字。2009年9月，笔者将其定名为“骨刻文”。（图1—5）

　　图1、骨刻文（龙骨2）

　　图2、骨刻文（内蒙古赤峰出土）

　　图3、骨刻文（陕西周原遗址出土）

　　图4、骨刻文（山东省临淄出土）

　　图5 骨刻文（山东省寿光市出土）

　　目前，骨刻文在学术界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学者也都在认真关注并逐渐开始认同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文字，是甲骨文的源头。但仍有很多学者认为，骨刻文不是人工刻写，是草根腐蚀或虫蛀的，甚至还有人认为是自然形成的骨花。经过多年田野调查和对数万件骨头的观察分析，笔者逐步搞清楚人工刻写的骨刻文与骨头自然形成痕迹的区别。

　　1.骨刻文造型讲究而完美，其刻写特点可概括为3个方面：第一，骨刻文字体多是弧线构成。每一笔的刻写起笔用力重，笔画深且粗，笔画在刻写过程中逐渐变轻、变浅、变细；第二，笔画有一定深度，刻划底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有深有浅。笔画的两侧都留有运刀刻写过程中不规则的锯齿状崩痕，但这种崩痕不影响刻写笔画的流畅和规范；第三，笔画之间相互衔接紧密，粗细均匀，有灵动性，前后排列清楚，自然有序。

　　2011年9月，笔者将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出土的一块骨刻文委托云南大学物理科学技术学院做高倍镜观察分析（图6），其具有以上所述骨刻文特点，而且笔画顺序特别自然有序。刻写是从左向右，是右手刻写。

　　图6、云南大学物理科学技术学院高倍镜观察骨刻文图

　　目前已发现骨刻文约3万多块，多数一块骨头上刻1—5个字，刻10个字左右的也占一定数量，也有刻几十个字，最多刻近百个字。其章法布局有明显的一致性，主要有组合布局和成行布局，特别是成行布局的出现（图7、8），

　　图7、横成行骨刻文（临骨2）

　　图8、竖成行骨刻文（昌骨4）

　　说明辞章已经出现，粗略统计约有3000个字符。字体造型很有规律，大体可分为写实物象型（图9）、主干分枝型（图10）和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图11）三大类。为了分析验证笔者划分的三类骨刻文字体造型是否正确，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自然科学）专设“骨刻文的计算机辅助分析技术研究”项目，重点采用改进的zernike矩对骨刻文图像进行形状特征描述，然后利用支持向量机方法对骨刻文图像库进行分类处理，参照笔者对骨刻文字体的分型，“进行了分类，并取得了良好的分类效果”，“验证了刘凤君教授提出的分类标准的正确性”。骨刻文是甲骨文的源头，有些写实物象形字与甲骨文象形字有明显的传承发展关系。昌骨1和寿骨60的“龙”字与商代甲骨文的“龙”字相比（图12），可清楚看出甲骨文的“龙”是在骨刻文“龙”形象基础上简化而成。骨刻文“凤”字较多，多是一副荣华富贵之形态。商代甲骨文“凤”字（图13），明显可以看出是在骨刻文基础上简化成图像符号。

　　图9 昌骨15

　　图10-1 昌骨4

　　图10-2、龙骨31

　　图11-1

　　图11-2 临骨3

　　图11-3 龙骨3

　　图12-1 骨刻文（昌骨1）

　　图12-2 骨刻文（寿骨60）

　　图12-3 甲骨文1

　　图12-4 甲骨文2

　　图13-1 昌骨15“凤”

　　图13-2 甲骨文“凤”1

　　图13-3 甲骨文“凤”2

　　2.骨头上的虫蛀痕迹很有特点，因为虫体软绵细长有弹性，它需要先弓背，咬蛀骨头成一坑，然后伸直身躯向前挪动一点，再弓背，再咬蛀……。所以，虫蛀痕迹是一个圆坑接一个圆坑，线条既不流畅也不均匀，忽深忽浅，时断时连。虫蛀痕密集的地方，因来回咬蛀，显得很乱；虫蛀痕稀疏处，有些地方显得似有规律，但都没有刀刻痕（图14、15）。山西陶寺遗址龙山文化IIM26出土一件骨耜，上面有一长约1、宽约0.6厘米的痕迹，是比较典型的虫蛀痕迹（图16），但被何驽先生误认为是“刻文”。黄成吉先生已经明确指出，陶寺IIM26骨耜痕迹在骨头表层，一个一个凹凸不平圆坑连接不密切，肤浅没有深度，不是人工刻写，是虫蛀的痕迹。

　　图14、骨器上的虫蛀痕（山东潍坊采集）

　　图15、骨头上的虫蛀痕（山东省潍坊采集）

　　图16、山西省陶寺骨耜虫蛀痕

　　3.骨头上的草根腐蚀痕迹线条凌乱，粗细无常。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较粗硬的草根腐蚀痕较粗较深（图17）；另一种，较细软的草根腐蚀痕迹较细浅。2010年春天，笔者在济南市大辛庄遗址调查时，在距地表10厘米左右地层中发现两件草根腐蚀的骨头（图18），其痕迹肤浅，此类草根属细软类。再说，草根只能腐蚀骨头朝上的一面，而许多扁平肋骨的两面和许多圆肢骨的各个面都刻写骨刻文。

　　图17、骨头上的草根腐蚀痕（古代腐蚀，河北省大名县采集）

　　图18、骨头上的草根腐蚀痕（新腐蚀，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采集）

　　4.骨花没有刻划痕迹，较浅，也没有什么规律，是骨头在自然风化皱曲过程中形成的，其形状类似于花朵（图19）。这种自然现象一般出现在骨质比较疏松而又多是弯曲的地方，比较直的肢骨和肋骨两面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而骨刻文多数刻在这些骨头上。

　　图19、骨头上自然形成的骨花（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出土）

　　骨刻文年代测试与推断

　　科学推断骨刻文年代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也决定着对骨刻文性质的认定。2007年7月，笔者根据考古类型学的器物类比法和出土骨刻文遗址的具体情况，对山东省昌乐县古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骨刻文提出了推断年代的7个根据。目前所掌握的骨刻文资料虽已远远超过当时的数量，但真正有年代可考、或有明确地层关系、或有直接科学类比年代的较少。目前，科学推断骨刻文年代的资料可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种：

　　1.科学测试资料。

　　2009年11月，笔者在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遗址的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采集到一块骨刻文，一起出土的还有龙山文化蛋壳陶片和白陶鬶扳手等。经测定，距今约3700年。

　　2.考古发现资料。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考古发掘时已出土一些骨刻文，可惜多被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痕迹。见于正式发表的资料很少，主要有3处：

　　（1）1996年至1997年，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山东省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祭祀器物坑出土两件刻字骨头；（2）自195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几次在发掘河南省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城址时都出土过刻字骨头；（3）1977年春天，陕西周原遗址考古发掘出土大批西周初期甲骨文，同时也出土一些西周时期的不属甲骨文的刻字骨头。

　　3.笔者田野考古调查资料。主要有两处：

　　（1）2011年12月25日，笔者在山东省昌乐县任家河遗址的村西河流东岸断崖龙山文化灰坑里采集到两块刻字骨头，惜皆残。其中一块残长14.1、直径3厘米，能辨认出8个字，《骨刻文》书中将其编号为“昌骨16”。这件骨刻文字体造型与“寿骨60”风格较为接近，应是龙山文化时期的作品；（2）采集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冯家遗址的“龙骨1”，与1984年发掘济南大辛庄遗址时在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前段地层中出土的一部分鹿肩胛骨相同。“龙骨1”出土地点距大辛庄遗址仅有20公里，同样应属商代中期或晚期前段作品。

　　另外，笔者在调查山东省境内济南至潍坊一带古文化遗址时发现三种情况值得重视：一是发现出土骨刻文的遗址多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及商周时期遗址；二是一般小遗址不见骨刻文，多发现在几十万平方米以上的大遗址中，这些遗址有的已被考古工作者确认为城址；三是发现骨刻文的遗址并不是全部遗址上都能发现骨刻文，而是只在其中边长100米或200米生活遗址范围内才有发现。

　　我们主要以上述资料为基础，同时也考虑调查济南至潍坊一带古文化遗址时发现的三种情况，笔者认为骨刻文产生和使用的年代大约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小河沿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至春秋时期，距今约4600—2500年之间。

　　综上所述，骨刻文有它的特殊性，它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内的文化现象，是远古祖先刻写的早期文字，是甲骨文的源头。骨刻文的发现将我国文字产生和使用的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用事实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