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世界 齐韵 2011.2 文图 / 墨 寒
编者按：
刘凤君现为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骨刻文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校聘关键岗位教授，历史学、考古学和艺术学等学科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
自2005年以来，刘凤君根据考古工作者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资料，同时根据他对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许多古文化遗址的多年调查，以及他对全国几十位收藏爱好者所藏的相关资料进行认真观察分析和综合研究，发现了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骨刻文，距今约3500年-4600年，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被认为是本世纪初的惊世发现。2011年2月22日大众日报“守望东夷——记东夷文化研究者丁再献”一文中说：“骨刻文是刘凤君教授继100多年前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对中国文字发展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是中国文字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山东省境内潍坊至济南一带各县市的古文化遗址经常出土刻划文字的骨头，还有刻字的滑石器、陶器和陶片等。以骨头为多，约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大多数是当地农民翻土时挖出的。自上世纪末开始，一些文物爱好者开始收藏这些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时也有所遇，但都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刘教授在2002年开始启动“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艺术”的专题研究，注意搜寻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爱好者收藏的早期文字资料。2005年刘教授在济南见到一片刻字的骨头，认为是早期的文字。2007年7月刘教授又见到了昌乐县收藏的一批刻字骨头，这批刻字骨头出土于昌乐县袁家庄和寿光市纪台等古文化遗址。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刘教授首先并及时公布了这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产生和使用的一种早期文字，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这种文字是时值东夷文化盛期，是中国进入文明的主要标志。它和安阳占卜的甲骨文不一样，是中国早期的记事图画象形文字，距今4000—4500年左右，比安阳甲骨文早1000多年。
圣城遗址采集的骨刻文
刘教授之所以肯定这是一种字，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一、这批刻划的字符很多，应该是一种文字记事现象。二、这些刻划多数象人物、动物和植物的图象形符号，“书画同源”在这里得到了很好解释；三、这些刻划符号的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寻，有些偏旁多次出现，说明它们已在一定的地区内被普遍认可和广泛重复使用；四、近几年在山东省的邹平、桓台、寿光、临淄等县市，以及江苏高邮龙虬庄和西安花楼子等地都已发现过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文字，遗憾的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刘教授认为这些骨刻文的大体年代也很清楚。推断其年代的根据主要有以下七点：第一、根据同出典型器的年代和刻字骨头的石化程度；第二、考虑到这批字的造型特点介于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与商代甲骨文之间；第三、许多凤鸟纹与已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玉凤鸟形玉佩很近似，有一些近似微刻文字，和同时期良渚文化玉器微线雕有异曲同工之妙；第四、这批骨刻文的刻划技法和字的造型特点均和西安花楼子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骨头上的刻字类同;第五、也考虑到有刻字的象骨，大象在这地区生存时间较长，直到商代初期才逐渐南移;第六、这批刻字是用石质工具硬刻划的，与安阳甲骨文用金属刀刻的俨然有别；第七、从许多龙山文化遗址暴露地层剖面分析，骨刻文皆出土于龙山文化地层及其以上地层。经过综合分析，刘教授认为这批刻字主要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
自此，一个惊世的发现正在慢慢浮出水面。
为了进一步求证骨刻文年代，刘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在许多古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调查，仔细分析遗址暴露地面的遗物和走访群众，还几次在遗址上采集到刻字的骨头。自2010年夏天以来，他带学生集中精力对寿光市圣城遗址进行调查。这遗址已被建筑机械挖的千疮百孔。推土机挖出的个个深坑四壁断面上，古文化层的堆积清楚可辨，他们在暴露的龙山文化灰坑中采集到了骨刻文。一起出土的还有龙山文化蛋壳陶片、鬼脸陶足、磨光黑陶片和白陶鬶扳手等。
骨刻文与甲骨文的博弈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殷代都城遗址，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以安阳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墟的发现，曾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殷墟甲骨文亦被认为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不过，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报道却推翻了这一“既成事实”的理论（见光明日报2008年10月28日五版《考古专家：昌乐骨刻文早于甲骨文》）。
骨刻文的发现者、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说： 这种文字基本可以推断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年左右。刘凤君开始称这种文字为“昌乐骨刻文”，后来他正式命名为“骨刻文”。这一文字的发现意味着中国古文字的出现时间将大大前推千年，甚至已知的中国文字发展史也将发生改变。它与古埃及象形文字有同样的重要性。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以及张学海先生都强调“骨刻文”课题的研究意义，“它对中国文字的研究，对中华文化起源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
那么甲骨文和骨刻文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据目前发现和研究分析，骨刻文和甲骨文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其一、两者年代不一样，骨刻文主要是龙山文化时期产生和流行的文字，也可能延用到岳石文化时期，主要有指事和象形两书的图画象形文字。甲骨文是商周时期流行的、六书具备的成熟文字；其二、两者所用骨头也有区别：骨刻文主要用牛肩胛骨、肋骨和肢骨，也有少数鹿骨和象骨等。甲骨文主要用牛肩胛骨和龟底甲板；其三、骨刻文是远古居民的记事文字，而甲骨文有钻灼的痕迹，是占卜文字。
骨刻文与甲骨文的对比图
或许两者之间还缺乏直接的联系，但是但细分析两者的艺术风格，仍能看出骨刻文对甲骨文有着明显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发现的有关早期文字资料还不全面，还有待继续做更全面和更深入的考古工作；二是我们对骨刻文和首阳山岩书以及相关早期文字资料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对这些资料的系统分析和年代推断还应该进一步深入；三是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文化自然传承现象。
所以，骨刻文应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骨刻文、甲骨文、金文等都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中不同时期的代表文字,它们一脉相承，共同凝聚了中国文字的辉煌历史。日前骨刻文发现的范围越来越大，发现的地点也越来越多。除山东和关中地区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其它地区也会发现这种骨刻文，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文字，可与古埃及象形文字相互映辉。
骨刻文的造字规律
关于文字的起源，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是更在其后的。”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符号和仰韶文化刻划的符号都是一种文字产生过程中的指事现象。经过分析，刘教授认为“骨刻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把指事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造字规律”，“很明显，骨刻文是一种记事现象，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字。”仔细观察和分析骨刻文，只能用指事和象形两书能得到较理想的解释和说明。它的字体结构和造字规律一部分是简笔画或形象符号，另一部分是根据一定的“指事”要求，由多个简笔画或多个形象符号组合成一组“整体”的字，也可以说是用一组形象符号写出来的画，或画出来的字。
“书画同源”是中国字早期表现形式之一，仅用中国字成熟后的“六书”理论是不能完全解释和理解它们，它比较系统的反映了中国远古美术的审美特征。刘教授明确指出：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指事的组合象征性、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是骨刻文的三个基本造字规律，我们只有认识这些规律，才能很好解读它。刘教授对此还作了较详细的解释：
1、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
大汶口文化陶尊刻划“
”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另外仰韶文化的人形陶壶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陶鬶等，都是人和鸟、猪或狗等形象的再创作艺术。骨刻文继承这一传统，并且表现的很突出。当我们一看到骨刻文字时，首先会被象人、象动物的形象所吸引。但这些刻划是再创作的艺术，并不是对自然界物象的直接摹写，而是根据需要，在观察分析的基础上，对原物象进行归纳、概括和一系列的简化处理，有的甚至进行局部放大或缩小，也有的要进行移植或重新组合处理，创作出一个象形的审美物象。这就是中国早期文字的突出特点，和绘画有很接近的创作思维。
2、指事的组合象征性。
大汶口文化陶尊刻划“
”就是一个包含内容很丰富的指事组合象征性符号：下部象征山峰，顶上是太阳，中间指的是联系山峰与太阳之间的鸟。仔细分析骨刻文，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文化影响和传承关系。《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昌骨5由3个象形字组成，一个是鸟，一个是植物，另一个不甚清楚，可能是记载了一段人与某处自然环境或某些物质关系的内容。同书昌骨9指事组合象征性更清楚，中间是一惊恐万状的野牛类大动物，身体收缩，前肢抬起，作吼叫状。旁边有一类似鹿的动物正在逃窜。周围有数人作围追状，各有动态。是一幅完美的狩猎纪事活动。这些组合中各种动态的“ 人”都应是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人”的祖型。
3、龙凤文化与凤字多样性。
龙凤文化是中国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领域。史前龙文化的典型艺术作品，当首选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塑人物馭龙图。龙长达近两米，昂首长颈，舒身扬尾，折出三停，人骑在龙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作驾驭状。和其它的虎、鹿等大型摆塑放在一起，它传达给我们的启示是生前崇拜龙图腾的墓主人馭龙升天的精神追求，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骨刻文的龙字较少。“凤”字是“鸟”字的升华，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骨刻文的“凤”字较多，特别是山东地区和赤峰地区更是明显，这是我们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这两地是东夷族的居住地，东夷族是崇拜鸟图腾的民族。骨刻文的“凤”字（见下图）不但字形有大小的区别，而且也有繁简的不同。这一问题除了刻划的时间不同，出现了“凤”字的一些差别外，可能也表现了一些实质内容的不同。“东夷族本身即是一个庞大的百鸟共同体。”以凤鸟为图腾的部落非常普遍，他们之间经常以各种方式进行交往，这些凤字应是各部落的族徽，他们随时记下各自相互交往的情况，最简捷的记载方式就是把对方的族徽记下来。可见，东夷文化的龙凤艺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经过后来不断的文化交流，东夷文化和西部中原内地的文化艺术相结合，以东夷龙凤文化为主，融汇成中华民族的龙凤文化艺术。
骨刻文中的“凤”
令人惊叹的微刻艺术与巧妙的布局艺术
骨刻文均属阴线刻。用放大镜观察，可清楚看出皆是用硬石工具刻划而成。笔画的两侧硬石工具刻划骨头时出现的凹凸边沿自然明显，有的骨头清洗干净后，阴线底部硬划的痕迹道道清楚可见。
内蒙古赤峰出土的骨刻文
骨刻文刻划的精细流畅，有的十分娴熟。更令人叹绝的是它的微刻艺术。有的字长宽仅有 0.2—0.4厘米,我们今天靠放大镜才能观察清楚。但都刻划的清楚可辨，流畅有力，可与良渚文化玉器微雕图案相媲美。龙山文化时期的微刻文字和良渚文化玉器微雕图案，代表了远古时期我国工艺雕刻的高成就。同时, 骨刻文娴熟而又高超的刻划技法也告诉我们,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专门从事文字创作和纪事的人，像文献记载中仓颉式的“书法家”，这些书法家应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刘教授经过对数百片骨刻文分析后总结说：骨刻文多数一块骨头上仅刻或残存1--5字，刻6--10字的也占一定数量，10字以上至20多个字的骨头为数较少 。其章法布局应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又有初步开始形成共识的自由舒适型。大约有三种布局：一种是在一块骨头上只刻一个较大的字，或有的虽在一块骨头上发现数个字，但其中有的字单独刻在一个空位上，与周围其它字缺少密切联系，这是一字一局；另一种是在一定空位上，中间刻一至几个字符，周围再刻划一些字符，这是一种组合字群的布局，可称为散落组合型；再一种就是自上而下或左右成行的布局，日前笔者所见已有20多件骨刻文是这种布局，这种布局发展成今后书法艺术的主要布局形式。
刘教授进一步认为：成行布局的出现,说明骨刻文已经是具有词章意义的文字了。有的五字一行，有的七、八字一行。从字排列的顺序和造型的变化上明显看出前后有密切的关系，是一段意思的连续表述。《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寿骨，在骨臼上刻7个字，由于年代久远，字上面已经凝固了一层坚硬的沉积物。其中一个字偏离在中心部位，似属于单独布局。另六个字偏离在右边，比较紧密地排列在一起，5个字上下（或左右）排列一行，另一字在右侧中心。一行5个字，表达的是一句较完整的意思，右边一字似乎是这句话的集中主题。有些象形字不但一个遗址中出土的非常相似，而且在相距较远的不同遗址中出土的也很雷同，说明骨刻文在当时已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通用和信息记录与传递功能了。如释读为“龙”字的象形字，在昌乐和寿光遗址中发现4例；释读为“凤”样的字很多，日前已在昌乐和寿光遗址中发现10多个；释读为“鹿”字的造型也非常典型，在寿光和昌乐遗址中发现4例。
通过以上分析，刘教授说：有三个问题比较清楚：一是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字，是对“书画同源”理论的最好解释；二是骨刻文已是一种重复出现的、有一定通用性质和传递功能的记事文字；三是骨刻文是商代甲骨文的主要源头，商代甲骨文主要是在骨刻文指事和象形图画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象形字是骨刻文和甲骨文、金文的基础，占数量最多。甲骨文和金文渐渐放弃了骨刻文大部分的组合指事字,逐渐新产生了一些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字，发展为成熟的文字。
山东寿光出土骨刻文—1
山东寿光出土骨刻文—2
崇山石祖林和首阳山岩书对骨刻文的佐证
对昌乐骨刻文是人工刻的还是自然形成的认识，开始就有较大分歧。曾经有人说它是草根腐蚀，还有人说是虫蛀，日前又有人提出昌乐骨刻文可能是自然形成的骨花。崇山石祖林和首阳山岩书上的文字是对骨刻文的有利佐证，骨刻文不是草根腐蚀也不是骨花，是一种比甲骨文远早1000年的文字。
2008年7月22日，刘教授在昌乐县政协王泳亮副主席陪同下，前往县城东南约40公里的崇山考察，发现了石祖林。在数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地上满目尽是较大石块和残缺不全的根根石柱根基。仅幸存一根高大的石柱挺拔在哪里，男性生殖器精神勃起的形象表现得维妙维俏，这分明是一处远古时期的祭坛遗址。
这些大型的石祖是龙山文化晚期的遗物，是东夷文化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盛期的作品，也是巨石文化崇拜时期留下的奇迹，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和骨刻文的年代大体接近。这是刘教授根据以下五个方面的条件推断的这些石祖年代：
其一，这些石祖被破坏和风化的很严重。根据一般经验推测，这样坚硬的石头被风化成这种程度，需要数千年的时间。
其二，这些石祖的制作工艺非常原始。是远古“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制作工艺的具体解释和说明。不见任何的金属雕刻痕迹，说明它们都是青铜工具发明之前的作品。
其三，这是一批非常特殊的男性生殖器大型雕刻艺术，只有在一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可能产生。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艺术，红山文化陶制女神像是目前所见母系氏族社会的代表作。龙山文化时期正值父系氏族社会发展的盛期，对人类增长的渴求促进了对男性生殖器的狂热崇拜，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雕刻大型的男性生殖器艺术，应在情理之中。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对性的掩饰遮盖住了性文化艺术的发展，仅在一些隐蔽而不公开的场所见到一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型男性生殖器雕塑艺术。
其四，刘教授初步推断这些石祖是40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因为这个时期正值世界范围内的巨石文化崇拜时期。欧洲的巨石阵、古埃及的雕刻和太平洋复活节岛的石人等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中国境内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地的大型石屋，台湾卑南文化遗址现存的大型竖石，也都是这个时期或稍晚点的遗物。只有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下，才能激发这种宏大的审美情怀，创作惊人的在今天看来不可理解的大型石雕艺术。
其五，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证实，这一地区龙山文化遗址非常密集，被考古学家们认为是龙山文化遗址成群的地区，当时不但人口密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而且文化非常发达，骨刻文就产生和发展在这个时期。因此，龙山文化时期优越的条件为石祖的雕刻和安置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距今4000年前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能精雕细琢这样大的石祖造型，特别是雕制那条射精管线，技术之高超，令今天观赏者叹绝，相比之下在骨头上刻字就是件容易的事。再说，任何一种时代奇迹和伟大的发明都不是孤独出现的，骨刻文和石祖林互为佐证，它们都是高度发展文明社会的产物。
在2008年12月20日，刘教授在昌乐县政协和宣传部领导的邀请和多次陪同下，对首阳山岩书进行了认真考察鉴定，发现了两组保存清晰完好的图像文字。
这处岩书是古东夷先民在这里祭祀时刻划记录下来的一些文字和符号。整个岩书分前后两个时期刻划完成。第一期阴刻线条多数较细，刻划较浅，主要以图画的形式反映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多数是动物和人物的形象，为图画象形字，与骨刻文相似之处较多，其年代主要是龙山文化时期。第二期的文字符号阴线刻较粗深，有的深达1厘米，有的刻划在一期图画文字上面。字的造型较简单，笔划较少，多为符号象形文字，其风格特点和桓台史家遗址岳石文化祭祀坑出土骨头上的刻字相通之处颇多。第二期有一个特殊的字符，刻划得很像石祖的形象，很可能是模仿崇山石祖林的刻划。如果这一推断不误，首阳山岩书第二期创作年代应晚于距今4000年的石祖林，可能在岳石文化时期。
刘教授认真鉴定后并进一步解释：首阳山岩书和骨刻文是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早期文字，首阳山岩书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骨刻文研究结论是科学的:
首先，这处岩书是用硬石刻划在青石岩上，不可能是虫蛀的或草根腐蚀的。既然能用硬石工具在岩石上刻字,在骨头上刻字也是件很容易的事,是对骨刻文不是虫蛀和草根腐蚀的最好说明。
其次，首阳山岩书第一期图画文字和骨刻文艺术风格很近似，造字规律更雷同。而物象的审美再创作性是岩书应用最普遍的造字规律，人、动物和鸟的形象与骨刻文同类字很接近。关于指事的组合象征性，《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一书中昌骨9的围猎图画文字很有代表性。首阳山岩书发现的一组图画文字,中间是一头向上卷鼻吼叫的大象,周围有几人围追。其创作指导思想和设计构图与昌骨9围猎图画文字是一样的。只不过昌骨9是记载围猎的事情，而首阳山岩书这幅图画文字可能描述是向苍天祷告。
山东济南出土的骨刻文
骨刻文或改写中国文字史
骨刻文比殷墟甲骨文要早1000年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古文字的出现时间将前推千年，甚至已知的中国文字发展史亦有可能会发生改写。
刘教授在2008年出版了《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和2010年出版的《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学术界评价：“ 两部专著，已初步奠定了骨刻文学的理论框架基础。”近期刘凤君将寿光圣城遗址龙山文化灰坑出土的骨刻文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经树轮校正年代距今3635年至3700年。为骨刻文年代的断定提供了直接的科学依据。
首阳山岩书二期“祖”形符号
安阳甲骨文发现以来，大家都在考虑：甲骨文已是六书具备的成熟文字，它应该流长有源，它的发展演变起码经过了1000多年。骨刻文就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它们之间的发展确实经过了一千几百年。
刘凤君教授认为：骨刻文也有源头。蚌埠双墩遗址出土陶器和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符号以及仰韶文化器物刻划的符号都是一种文字产生过程中的指事现象。骨刻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把指事和象形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造字规律。
日前，有的学者认为大汶口陶尊上的刻划已经是字。目前这种符号还发现较少，而且一器一字,只起到一定的标志作用，虽还不能说明是一种记事现象的文字, 但它是骨刻文的源头。刘教授指出：骨刻文把大汶口文化陶尊符号至商代甲骨文之间一千几百年的空间充实了。陶器符号、骨刻文、甲骨文和金文……一脉相承。它可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同尊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体系。但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在公元三世纪前就消失了。所以，中国文字自它产生过程中的陶器符号起，自骨刻文以后，至今天的楷书传承有序，是研究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唯一的一份历史时间最长、发展序列最完善的文字艺术。
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字，也是对“书画同源”理论的最好解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向俗体文的演变,似乎也经历了类似的造型转换。这种变化，可视为早期人类文字创造和发展演变的一种规律。古埃及的图画象形文字产生的较早，大约距今5000多年，但他们的文字早在公元三世纪就消失了。所以，中国文字自它产生过程中的陶器符号起，自骨刻文以后，至今天的楷书宋体传承有序，是研究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唯一的一份历史时间最长、发展序列最完善的文字艺术。
文献记载中的黄帝、炎帝、蚩尤和他们的继承人尧、舜、禹等都大体活动在龙山文化时期。他们主要分属于华夏和东夷两大文化集团。这些地区文字的发现，把长期以来关于东夷西夏高度发展文明的研究和争论引向了深入。也把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产生问题的争论，从文明起源时间和产生文明的主要内容作了实实在在诠释，把这段传说历史实证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刘凤君教授在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