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骨刻文——中国文字的主要源头
在甲骨文发现之前，我国最早的文字要数金文了。甲骨文的发现，把我国始创文字的历史又往前推进了数百年。甲骨文不仅为研究考定古代史、语言史和文字史提供了新的珍贵文献，而且也为古文字书法艺术和书法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真迹资料。那么甲骨文是否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呢?考古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甲骨文决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之前的文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差不多已经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的谜底。
点点斑斑皆字符，肢肢胛胛尽文章。几年前在山东省集中出土了数百块兽甲骨，刻着近千个图文符号，结构和布局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出现。这些符号比殷墟甲骨文更为原始，虽然尚处于画(符号)与字的过渡状态，但是二者却具有十分明显的某种传承关系，是解释中国文字起源的新依据。
寿光骨刻1号(骨臼)
根据发现雕刻图文符号的兽骨研究，刘教授认为这些骨刻文是距今3600～4600年前的中国早期文字，应当是龙山文化时期产生和流行的文字，比安阳甲骨文还要早1000年。而其晚期与甲骨文形成的早期是交叉使用的，因此，刘教授定名为“骨刻文”。
昌乐骨刻3号(牛肩胛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属于当时比较成熟的文字，之前还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郭沫若在研究了甲骨文以后，推测甲骨文从初创到成熟，起码要经历1500年以上。其后的一系列考古证明，郭沫若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骨刻文在山东昌乐、寿光、桓台、章丘、邹平、淄博、青州和诸城等地比较集中，内蒙赤峰、关中等地多处也都有不少发现。在山东莒县与陕西临潼等多处还发现比骨刻文还早的陶刻文。岩石是古人最容易接触到的天然载体，在岩石上作画，也可以抽象表达一个完整意思，且能长期保存，因此，岩石画的遗存分布地区更广，其中有些岩画的创作时间可能比陶文更早。可以说在东夷民族的活动中心山东，遍地皆有骨刻、陶刻和岩石画。但是由于陶文和岩画看不出与文字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还不能把它们称为中国文字的源头，这与骨刻文是有很大区别的。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一般认为是100多年前的王懿荣老先生，但也有一些争议，因为在王懿荣发现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些关于甲骨文的记载了。笔者认为，几百年前就有农民在殷墟遗址上挖出甲骨到药铺卖钱的，也有拿到京城去卖钱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甲骨文的真正价值，因而他们都不是甲骨文的真正发现者。就如同人人都知道苹果熟了就要落地，而万有引力定律 的发现者却只能归功于牛顿一样。骨刻文也有类似的经历，其发现者是刘凤君教授，这是继100多年前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是中国文字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
《龙》，昌乐骨刻1
山东是东夷文化的中心，是人文始祖、东夷领袖太昊、黄帝、蚩尤和尧舜的故乡，历史上就有山东寿光仓颉(也有陕西白水、山西临汾的说法)创造文字的记载。在这些人文始祖的故乡发现反映先民们活动的蛛丝马迹的骨刻文，对于研究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历史，对于研究文字发展史以及探索古文字书法艺术的源流提供了难得的真迹资料。由于文字的造字法首推象形，而象形起源于事物形象的摹画，东夷骨刻文恰好处于形象摹画向文字符号过渡的历史阶段，也正是文字的象形文字形成的初始阶段。据此笔者大胆推断，东夷骨刻文可能就是中国文字的主要源头。
山东发现的骨刻文字，最突出的特点是，甲骨文是阴刻而多数为直线条，骨刻文符号也都为阴刻而多数为弯曲线条。骨刻文笔画婉转曲折，刻画纤细，多数为弧笔和曲笔，呈现出螃蟹状、草虫状和鸟状等形态。
《蚩》，寿光骨刻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骨想必也应该没有问题。骨刻文，顾名思义，就是刻在兽骨上的文字。其中有些兽骨是极其坚硬的，不同于龟甲，如果不用醋酸的侵蚀，用一般的铁器或铜器刀具是难以在骨头表面上刻写的。而且兽骨不仅坚硬，而且圆滑，这就给创作者们造成了一定的雕刻难度，雕刻技法也很难掌握，笔画会不能按照本意走，甚至因滑动而造成不规则形状，更何况这些骨头上的文字或图画又往往小得近似微雕。先民们是用什么刀具刻写的呢?这又是一个谜。根据大汶口文化后期出现酒器的情况推测，当时既然能够造出酒来，也同样能够造出醋来，兽骨在刻写之前先用醋浸泡这是第一种可能，但经化验这些骨头并无酸性元素遗存;第二种是经过高温蒸煮可使骨头变软一些;第三种可能是就地取材：昌乐一带盛产宝石，而且刘凤君教授果真就在骨刻文出土地发现了类似玛瑙的坚硬而锋利的石头，用这种硬度仅次于金刚石的锋利石头刻画也是极有可能的。在笔者陪同著名地理研究专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张祖陆教授到此考察时，发现这一带的刚玉也随手可捡，这与刘凤君教授的分析完全吻合。
近来听某医学家讲，人类的大脑是经过了几百万年进化的，几千年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个瞬间，变化并不很大，几千年前先民的智商并不比现在人的低。从东夷人的种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来看，确实不比现在人差。
《凤》，昌乐骨刻10
刘凤君教授考证：“昌乐骨刻文中‘凤纹’样的字很多,在70多件骨刻文中,有10个以上甚至是更多的‘凤’字。‘凤’字是‘鸟’字的升华,在‘鸟’字的基础上拓展装饰而成。其基本特征是身躯修长,头部高冠殊荣,长尾精美华丽,肢爪健壮有力。昌乐骨刻文的大量‘凤’字均具有想象丰富的现实造型美。”而骨刻文中的“龙”字则较少,“凤”字较多，而“龙”字与商周甲骨文、金文的“龙”字很接近。在寿光2号骨臼中，刘教授还发现了“尧舜相会”图，这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刘教授则乘兴破解了尧、龙、凤、鹿、鸟、人、豕、犬八个象形字。遗憾的是有的学者不表赞同，剩下的大多数骨刻文字也就未能及时破译。
山东省集中出土的数百件骨头上所刻的近千个符号，最大的难题是对这些骨刻文字的解读和辨认。笔者虽然不是专业考古人员，但却是东夷文化研究的忠实“粉丝”，加上对古文字书法艺术多少有一些了解，以及对刘教授的敬慕，有幸也有兴加入到这场“猜谜”游戏中来。
《犬》，昌乐骨刻14
究其“龙”字少而“凤”字多的原因，笔者认为：山东地区是东夷民族的发源地，东夷民族的图腾最初是龙和凤两大体系，以东夷祖先太昊伏羲为代表的是崇拜龙。后来太昊率领一部沿黄河向西南并向全方位发展，与当地民族文 化相融合，便有了龙的影子。到了炎黄时期更加明显，以黄帝为代表的一部崇拜龙，以少昊为代表的一部崇拜凤。黄帝率部沿黄河向西南并向四面发展，崇龙派与所到之处的民族相融合，黄帝一族迅速扩张，后成为最大的族系， 龙的影响越来越大，崇龙者随之遍及华夏大地。而以少昊为代表，留守山东崇拜凤的东夷原居民族在原地继续发展壮大，这可能 就是山东地区骨刻文中“龙”字少而“凤”字多的真正原因。
《鸟》，昌乐骨刻16
笔者在骨刻文中还发现了一组一组的形象图案，如寿光6、12、49号和昌乐15、29，31、36号骨上就是一组组以凤为首的群鸟图;寿光7号骨上极似一组欢庆图;寿光51号骨上酷似一组彭翦拜祖图。昌乐3、4、30号骨如一组组占卜、记事图;昌乐6、31号骨如一组组战场图;昌乐3、14号骨如一组组人兽奔驰图;昌乐35号骨如一组狩猎图;昌乐66号骨上还像一头羊与一只鹤在一丛竹林边戏耍;昌乐19号兽骨残片则是一组春游图，可能是最早的旅游活动记录。这些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刘教授在寿光2号骨臼中发现了“尧舜相会”图之后，笔者进行了深入研究，相继又发现了“炎黄结盟”图、“颛顼师昊”图、“颛顼诲喾”图和“仓颉待沮”图等诸位人文始祖同镌一块骨臼。前四组图(字)，可以使人们对东夷时期各个阶段的历史、各个始祖人物传奇产生广阔的想象空间。第五组图(字)则让人们可以根据史书记载，想象出仓颉如何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的。而后人依这“炎”、“黄”、“颛”、“颉”、“尧”、“舜”六个图像为原型略加改良成为甲骨文和金文，并被传到了现在。
《射》，昌乐骨刻5
笔者在研究寿光骨刻1号时又发现了可能描述东夷地区的形势图，可以看出作者将这块骨臼视为了东夷地区的版图。分别位于中、中南、东、西、北方位的“雄鸡唱晓”图、“山水相依”图、“江山永固”图、“鹤谐仙乡”图、“枕戈以待”图、“兵神蚩尤” 图，可能表示太昊、炎黄、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人文始祖曾长期统帅东夷地区。东海之滨，可能历来
就是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最西侧和北部，可能表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安宁。可以想象，当时东夷地区经济发达，到处呈现出一派和谐盛世的局面，因此笔者命其为东夷地区“盛世”图。而这“鸡”、“山”、“永”、“鹤”、“戊”、“蚩”字(图)均被甲骨文和金文规范成字。
《雄鸡唱晓》寿光
笔者认为，根据甲骨文向金文演变的某些规律，对于东夷骨刻文的破译是非常有必要借鉴的。甲骨文向金文的过渡有几种情况，一是从具有很强的图画性到脱离图画的符号化的演变;一是由繁到简的演变;再就是完全照搬，笔画相同，有的只是在书写方法上略有变化。当然也有少量是由简到繁的，这往往是形声字演变的结果，有的增加了形旁或声旁，但基本上是万变不离其宗，有规律可循的。而东夷骨刻文向甲骨文的演变也基本上存在这四种情况，只不过由图画性向符号化过渡更为明显，由象形、指事、会意向形声字转变的还不多见。由于借鉴了这一规律，在刘教授破译的八个字的基础上，笔者一口气又破译了近百字。为了便于对照辨认，按照汉字发展和演变的顺序，对这些破译出的文字分别用骨刻文、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的书体，以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创作了几幅题为“中国文字演变过程”的书法艺术作品，并在每字后附有骨刻原图，今取其一，以供读者参考鉴别。(如图)
《奔》，昌乐骨刻4
六书中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才与造字有关。东夷骨刻文虽然能够辨认的只有近百个字，但是我们却能够从中看到这四种造字法当时几乎全部用上了。象形字是最基础的字所以象形字占多数自不待说，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些半形象、半会意字的出现，如“尧”、“舜”、“走”、“奔”、“天”、“祖”等字。特别是“尧”和“舜”字，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和舜会见场面的描述。这一简单的画面，竟然揭示出创造“炎”、“黄”、“蚩”、“颉”、“颛”、“尧”、“舜”等字的千古之谜!有谁能想到，几个汉字居然与这些人物见面的绘画有关?如果不是这幅画的出现，谁能解释清楚这些字究竟起源于六书中的哪一种?由此我们既可以领略到东夷先民造字的智慧，同时也可以由此推断，尧舜二字之源大概只能上溯至此了。这两个字明显被后来的甲骨文和金文所借鉴并略加改良。
《牛》，昌乐骨刻67
指事字在其中也已经出现，例如“上”、“下”二字。再就是形声字，虽然还不多见，但其中的“祖”字，就是由两个构件组成，具有了形声字的特点。
东夷骨刻文不仅为文字史、书法发展史提供了真迹资料，而且也为研究考定古代史提供了新的佐证。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东夷的城市已经出现，制陶业、纺织业、木材加工业都已经比较先进，而且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有了这些骨刻文字的出现，则进一步证明了5000年文明史是有充分依据的。“炎”、“黄”、“蚩”、“颉”、“颛”、“尧”、“舜”等文字的发现，也进一步证明《史记》关于这些历史人物的记载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与刘教授一起探讨汉字的发展史，探讨华夏文明的源头，是一件十分艰苦但又颇具成就感的事情。回忆当年笔者曾经怀着质疑的态度登门造访，正遇教授在清凉校对那堆骨头，不仅亲眼目睹了诸多实物佐证，还聆听了教授的高论，大开眼界，因此成七律一首以记：
痴情隶篆昧源头，恰遇刘公对骨雠。
土巷得来识凤鸟，铁箱存放悟龙牛。
君言豕鹿尧称善，吾道马兵舜赞优。
仓颉行文华夏早，夷人捷足志风流。
(作者系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山东省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