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君教授发现骨刻文揭谛

作者：赵鹏 来源： 《城市建设》2012年第9期

学术研究机构的最高目标和使命应是服务于国家、人民和社会。勇于贡献的学者一定是发现与研究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服务指导人类思想与科学进步。学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是无须讨论的。问题在于学者通过何种途径、采用何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我认为，这一点在当今时代刘凤君教授发现认定骨刻文的过程给出的答案特别值得我们探究讨论。

刘凤君教授发现认定骨刻文，对他来说应该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和深厚的专业基础，为他发现认定中国早期文字—骨刻文奠定了宽拓和坚实的知识平台：首先，他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美术考古学理论体系创建第一人。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古代美术的雕塑、绘画、佛像、陶瓷器、玉器和金文、甲骨文等。2001年刘凤君教授的专著《美术考古学导论》被《中国文物报》读者投票评选为10种20世纪中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之一，该书是第一本系统构筑中国美术考古理论体系的专著，“给中国美术考古学搭构了一个基本框架，初步明确划定了中国美术考古学之范畴”。因此，在2002年他被中国文物报社评为中国文博考古百位名家之一；其次，刘凤君教授是一位海内外知名的鉴赏研究专家，2002年12月在刘凤君教授鉴定研究和协调下四门塔丢失的隋代阿閦佛石雕佛首得以回归，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为流失海外文物回归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被称为济南四门塔佛头像回归的功臣。1996年他应国家文物局邀请鉴定青州佛像并提出了“青州风格”。2008年7月他在休闲游玩时，发现崇山石祖林，立即认定这是人类的远古文化奇迹；再就是，刘凤君教授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尤其他的金文书法艺术则以大气著称，被誉为豪放派的代表。2004年以后他多次应邀前往国务院西山机关服务局为领导挥毫。2009年9月他应邀在美国洛杉矶举办书展，加州政府为表彰他在艺术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和作出的重大贡献，还专门为他颁发了艺术荣誉证书。2002年以后，他开始从事“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艺术调查研究”课题，大量搜集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符号,这些符号都距今五、六千年。而甲骨文最早距今3200年左右,这之间有一千多年的空白期。刘教授相信这个空白期肯定不是空白,应有一种文字或者一种符号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甲骨文的源头。

刘凤君教授也是幸运的，与骨刻文有缘，更是他盛展绿叶赢得鲜花开。他被认为是“继100多年前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对中国文字发展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是中国文字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

学者要以治学为天职，才不至于被现实的眼前利益所左右，才能勇于创新不断收获。现当代的著名学者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等都是这样的典范学者。刘凤君教授常说学者要冷静自持，自尊自信，治学第一。这一厚德至善的治学精神，是他发现骨刻文的精神支柱。开始刘凤君教授发现认定骨刻文时深深感到责任重大。他知道要得出科学认定结论还需要做大量工作，要得到学术界认可更需要付出很大努力。他认为努力做好才是自己的责任，并明确表示：对待古代文物的态度应该是老老实实承认它，认认真真对待它，仔仔细细分析它，实实在在解决它。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中期开始，河南中部地区、山东省境内的潍坊至济南一带和关中地区以及内蒙古赤峰地区古文化遗址经常出土刻划文字的骨头和刻字的石器、玉器、陶器和陶片等。以骨头为多，约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考古时已多次相遇。 如1953年发掘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城址时出土一件刻字牛肋骨、1985年和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长安花楼子遗址陕西龙山文化地层中挖出12件刻字骨头等都比较典型。受考古资料影响，自上世纪末开始，北京市、陕西西安市、河南郑州市、河北沧州市、江苏徐州市、内蒙古赤峰市和山东许多地市的文物爱好者都收集这种有刻划的骨头。以上种种情况与骨刻文的多次相遇，当时有的发掘者认为这些资料很重要，可能是文字或符号。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且多被误认为是草根腐蚀或虫蛀的。他们之所以没有发现是早期文字，除了相关资料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和学科知识的局限外，似乎学术的职业科学观和求实精神还是较为重要的方面。刘凤君教授则认为这是确认骨刻文是中国早期一种文字最直接、最科学的第一手资料。

刘凤君教授不但学识渊博 ，而且他治学严谨，长期养成了观察问题敏锐、分析问题迅速而科学的治学之风。早有“学术之豹”美誉。2005年春天刘凤君教授在济南看到一块上面刻着花纹的小骨头，当时他就认定：“这是史前的一块骨头，上面刻划的应该是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物，是中国早期的文字。” 当时他的发现给周围人很大震惊。2007年他又发现和鉴定了昌乐县收藏的一批骨刻文，当时他进一步确认并公开宣布这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距今约4000—4500年，属东夷文字，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文字。”许多媒体对刘凤君的发现给予及时报道和高度评价。可能别人还在否定、质疑，或猜测和权衡这些资料的时候，“刘凤君发现了骨刻文”！引起了国内外极大反响。

刘凤君教授的座右铭是“乐道至善”。他还是一位善于总结经验，不断超越自我，勇攀新境界的学者。经过进一步野外调查和综合深入研究，他逐渐认为这种早期文字直接称“骨刻文”更科学，与许多专家惠商后，2009年下半年他及时在“昌乐骨刻文”的基础上定名为“骨刻文”。从一开始他就把骨刻文放到一个学科的理论高度来研究。 2008年12月、2010年5月和2012年1月刘教授相继编著出版《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和《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三本骨刻文专著。每本专著除发表介绍一部分骨刻文外，在撰写的长文中都要探讨阐述几个骨刻文理论问题。学界给予很高评价：“刘凤君不但发现了骨刻文，而且把骨刻文的一些相关理论研究已阐释清楚，为今后骨刻文研究提供了可遵循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指导思想”，“是骨刻文学的奠基之作”。

大家都熟悉刘凤君教授的六重格言：“著书要凝重，行动要稳重，举止要自重，言谈要慎重，身体要保重，对人要尊重”。 刘凤君教授秉持“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信念，致力于研究中国早期文字的源头，用事实证明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不容置疑。这种以学术为志业的精神为当代中国学者树立了典范和楷模。

中国古代即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和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这些都在

刘凤君教授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就像王懿荣在中药里可以发现甲骨文，苹果砸到牛顿头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刘凤君教授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并能发现骨刻文和奠基骨刻文学理论框架，这都根源于他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强烈的学术自信、关注国家民族的责任心以及他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学、文字学的多学科贯通的知识水平和他多年积累起来的文物鉴定研究水平密不可分。伟大的发现都是为有知识储备、有责任心、有敏锐洞察力人准备的，这也正是

刘凤君教授与一般文物工作者和收藏者的差别所在，他们发现的仅仅是重要的骨头，而刘凤君发现的是中国早期文字，这就是刘凤君教授发现认定骨刻文的真谛。